我的處女作《黃泥街》的創作，就是在這樣喧鬧的環境中開始的。那大約是承接服裝不到一年之際，我的自信心空前的高漲，前途閃閃發光。白天忙忙碌碌，人來人往，一邊腦袋裏塞滿了衣服尺寸，我就用另一邊腦袋創作。我見縫插針地將草稿寫在一個舊筆記本子上頭，到了夜間再一一謄清。我在創作之際發現了一件怪事：我似乎是有某種特異功能，能夠營造難以理解的、但決不是毫無意義的意境。凡是那些筆比自己先行，不加構思的文字，一定是最為成功的（當然這“成功”也隻能意會）。莫非我身上積存了無數老祖先的深層記憶？莫非我個人的生活和職業隻是表麵的，一切都是為了協調那古老的寶藏源源不斷地流出？創作越深入，這種感覺就越強烈。比如我在寫作時並不十分懼怕外界的幹擾，我的思維常常可以在兩界之間自由地穿梭，剛剛為顧客量完尺寸，設計好式樣，馬上又可以回到桌邊去寫。似乎一切都與表麵的、理性的構思無關，另有一種現成的構思在黑暗的深處，隻要我有力量沉到那黑暗的底處去攪動，它就會出乎意料地浮上來。我不清楚我寫下的是什麼東西，我隻知道（一種奇怪的預感能力）我應當執著於這個，這是最好的，從未有過的，將來總會有人將它解釋出來的。起初，在中篇《黃泥街》的寫作中，我的創造還沒有徹底擺脫理性介入的痕跡，待到這一篇完成之後，我就覺得自己已經走向了自由。
一九八五年，在作家朋友們的幫助之下，我的作品終於得以發表！我沒有料到會如此的順利。這並不是說我對自己的作品沒有信心（其實我是信心很足的），而是我對形勢的估計還沒樂觀到這個程度，本來我估計至少要等五至十年。到了一九八六年，刊物上麵就開始陸陸續續出現對殘雪作品的評價，向我約稿的人多起來了，形勢對作品的數量有了要求。我自己的內心也很急迫，我覺得我要寫，我一定要寫，我已經憋了這麼多年了，要趕快寫啊，誰知道形勢會怎麼樣變呢？於是業餘時間成為了一個問題。
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我開始“退居二線”，將縫紉工作全盤交給丈夫去處理，自己隻煮煮飯，管管兒子。
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年，我發表了大量的作品，在文壇上造成了影響。至此寫作已成了我生命的目的。隨著年齡增大，身體似乎不如年輕時那麼結實了，我每天要花大量時間搞運動，以維持創作的狀態。 “人心不足蛇吞象”，這時我想，如果弄一個專業作家當當，為家裏減輕負擔，對創作不是更加有利嗎？據說現在文壇上有很多關於專業作家的討論，有人認為隻有業餘作家才寫得出好作品，我以為這是年輕人的幼稚想法。在我看來，業餘作家與專業作家的創作毫無區別，隻要政府不從藝術上和其它方麵限製作家，讓真正有才華的作家解除後顧之憂是政府有長遠眼光的表現，而且也確實帶來了文學的繁榮。想想歐洲過去那些被貴族們養著的大藝術家，他們所創造的不朽的作品吧。聽說俄羅斯也是對藝術家很鼓勵的，雖不能讓他們成為富裕階層，但隻要有點才華的都有飯吃。作品的產生來自壓力，這一點不錯，但這種壓力主要不是來自外部，靠外部壓力寫作的作家隻能寫出三四流的作品。當專業作家的想法一紮根，我就開始努力。這時作家朋友何立偉鼎力相助，帶我找到了市委書記家中，最後終於將這事辦成功了。
我的處女作《黃泥街》的創作，就是在這樣喧鬧的環境中開始的。那大約是承接服裝不到一年之際，我的自信心空前的高漲，前途閃閃發光。白天忙忙碌碌，人來人往，一邊腦袋裏塞滿了衣服尺寸，我就用另一邊腦袋創作。我見縫插針地將草稿寫在一個舊筆記本子上頭，到了夜間再一一謄清。我在創作之際發現了一件怪事：我似乎是有某種特異功能，能夠營造難以理解的、但決不是毫無意義的意境。凡是那些筆比自己先行，不加構思的文字，一定是最為成功的（當然這“成功”也隻能意會）。莫非我身上積存了無數老祖先的深層記憶？莫非我個人的生活和職業隻是表麵的，一切都是為了協調那古老的寶藏源源不斷地流出？創作越深入，這種感覺就越強烈。比如我在寫作時並不十分懼怕外界的幹擾，我的思維常常可以在兩界之間自由地穿梭，剛剛為顧客量完尺寸，設計好式樣，馬上又可以回到桌邊去寫。似乎一切都與表麵的、理性的構思無關，另有一種現成的構思在黑暗的深處，隻要我有力量沉到那黑暗的底處去攪動，它就會出乎意料地浮上來。我不清楚我寫下的是什麼東西，我隻知道（一種奇怪的預感能力）我應當執著於這個，這是最好的，從未有過的，將來總會有人將它解釋出來的。起初，在中篇《黃泥街》的寫作中，我的創造還沒有徹底擺脫理性介入的痕跡，待到這一篇完成之後，我就覺得自己已經走向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