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中國國民性，我們還要從歐洲人和乾隆皇帝的那次見麵講起。
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世界曆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英國的一個外交使團成功抵達中國，使團的目的是和中國建立平等的外交關係。
使團的團長叫馬嘎爾尼。這個人是英國資深的外交家，二十多歲時就曾經做為特使，被英國國王派往俄羅斯進行重要談判，在舌戰中一舉成名，此後飛黃騰達，做過愛爾蘭事務大臣、格林納達總馬嘎爾尼使團訪華督和馬德拉斯總督。他走遍了大半個世界，這一年五十六歲，本來已經打算退休了。英國國王給他提供了很多有吸引力的官職，讓他隨便選擇，他都拒絕了。他這一生該見的都見過了，該做的都做過了，心滿意足，已經沒有什麼遺憾。
但是一聽說國王要派他前往中國進行訪問，他一下子興奮起來，立刻同意了。原來他是一個“中國迷”。
中國迷？是的，那個時代歐洲有許多中國迷，也就是向往和崇拜中國的人。那個時代歐洲不僅有中國迷，還有中國熱：一股向往中國的熱潮。
明代後期，隨著環球航道的開通，一些傳教士來到了中國。
到了中國之後，所聞所見讓他們感覺非常震撼。他們沒有想到，中國幅員這麼遼闊，曆史這麼悠久，文化這麼發達。當時歐洲四分五裂，戰爭連綿。中國卻是個統一大帝國，幾千年來一直沿續著一種文明。在傳教士看來，中國有賢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機構，比歐洲強太多了。傳教士在發往歐洲的信中，對中國大加讚賞，還把中國的四書五經翻譯到了歐洲。因此歐洲文化界的許多著名學者都對中國文化大感興趣。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在他家的小禮堂中，畢恭畢敬地供奉上了孔子的畫像，他稱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德國大數學家萊布尼茨被稱為“狂熱的中國崇拜者”，他認為中國擁有“人類最高度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技術文明”。
今天的中國積極向西方學習，與世界接軌。那時歐洲學者們卻說，要向中國學習，要與中國接軌。伏爾泰說，“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萊布尼茨甚至建議：“在我看來，我們目前已處於道德淪落，難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認為必須請中國派遣人員，前來教導我們善於自然神學的目的和實踐。”
馬嘎爾尼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成長起來的中國迷，他一輩子最向往的事就是去中國。能到中國去，對他來講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他已經走遍了世界各大洲，從加勒比海到印度，但神秘的中國對他來講仍然是一個迷，一個讓他魂牽夢繞的迷。在並不知道自己可能出使中國時，他已經在詩句中這樣表達了對中國的向往：
“仿佛我遊覽中國幸福的海濱，攀登她無比自豪的傑作萬裏長城。
眺望她波濤洶湧的江河，她的都市與平原，她的高山岩石和森林。
越過北方疆界，探研韃靼曠野，不列顛冒險家從未到過的地方。”（轉引自《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他曾經在夢中多次遊曆了這個世界上最神奇的國家，如今有機會夢想成真，他怎麼會不激動萬分呢？
1792年秋天，馬嘎爾尼率領一支由三艘軍艦，和700多人組成龐大使團，由英國的樸次茅斯港出發前往中國。經過九個月的艱難行駛，他們終於抵達了中國海麵，見到了夢寐以求的中國。
但是一到中國，英國人就開始了一個又一個的吃驚。他們發現中國和他們想象的如隔天淵。他們經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劇變。
歐洲人傳說中國人是“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他們傳說，中國是以孔夫子的理論來指導的國家，整個國家就和一個大家庭那樣親愛和睦。“皇帝被認為是臣民之父……總督被認為是一省之父，知州為一州之父，他們像一家之父照料管理家庭生活那樣，用同樣的權威、關心和慈愛來主持工作。”統治者是“充滿了仁慈”的，老百姓則是誠實而禮貌的。萊布尼茨說，中國老百姓“服從長上，尊敬老人……中國（即使）農夫與婢仆之輩，日常談話或隔日會麵之時，彼此非常客氣，其殷勤程度勝過歐洲所有貴族……”
然而親臨其境的英國人卻發現，事實與此截然相反。英國人發現，中國政府的統治充滿“暴虐，壓迫和不公”，而老百姓對政府的態度則是“畏懼，欺瞞和忤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