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明清，“俠客”們卻自願攀附權力，淪為權力的附庸。
春秋時代的俠客們天馬行空，無視法律規範，隻聽命於自己的良心。而《三俠五義》中的俠客卻個個自稱“罪民”，以向權力規則屈服為榮。第四十五回鑽天鼠盧方初次見到包拯，對身邊的展昭說道：“盧方乃人命要犯，如何這樣見得相爺？盧方豈是不知規矩的麼？”於是自上刑具，而“眾人無不點頭稱羨”。
春秋時的俠客傲視王侯，對任何人都不假辭色。而《三俠五義》第四十八回寫五鼠麵見宋仁宗，這些英雄好漢見到皇帝，都“心中亂跳”“匍匐在地”“觳觫戰栗”，所謂的“江湖自由身”與權力一遭遇，立刻顯出十足的奴性。“鑽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盤桅鼠”“混江鼠”這類寵物式的命名，他們也都欣然接受。
如魯迅所說，春秋時的俠客，是以“死”為極終目的，他們的結局也確實是一個個慷慨赴死而去，而清代小說中的俠客，卻個個成了地主官僚，黑白兩道都吃得開。如《三俠五義》所寫，雙俠丁兆蘭、丁兆蕙家裏廣有田產，實乃地產豪紳，五鼠則是陷空島漁霸。
讀《春秋》《戰國策》和讀清代《三俠五義》《施公案》《彭公案》《兒女英雄傳》這些“俠義小說”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清代俠義小說已經完全成了忠君事上觀念的宣傳品。俠義精神受到專製倫常觀念的深刻侵蝕，禮教尊卑鮮明地取代了自尊獨立。魯迅說，《三俠五義》中的英雄，表麵上是俠客，實質上卻是奴才，“滿洲入關，中國漸被壓服了，連有‘俠氣’的人，也不敢再起盜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為天子效力，於是跟一個好官員或欽差大臣，給他保鑣，替他捕盜”。他們“雖在欽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對一方麵固然必須聽命，對別方麵還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著加足”。
說過了俠，我們再來看看儒。
後來被統治階級做為統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誕生之際其實並不像後來那樣充滿奴性，而是有著剛健清新的一麵。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所學之“道”淩駕於權勢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這一點，以儒家最為突出。孔子周遊列國，不留戀高官厚祿，不屈服於任何政治權威，隻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他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
孟子則遠比孔子更鋒芒畢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豐富，行事張揚。他自負到公然宣稱，“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他特別強調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與國君交談之際，也毫無奴顏媚態：“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氣的他居然敢說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類在後世看來有些大逆不道味道的話。
秦漢以降，雖然在世俗層麵，士人們遵守權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層麵，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以“聖人”自期，追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保持著一定程度的人格獨立。漢光武帝劉秀的同學嚴光，曾出山幫助劉秀取得天下，劉秀登基後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隱居富春山耕釣自娛。及至唐代，雖然唐太宗發明了使天下英雄盡入我轂的惡毒辦法，但是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師夢，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逃離權力的控製。曆朝曆代，都有人選擇以“隱士”這個高潔的姿態終老一生。
及至朱元璋時代，士人們做隱士的自由首次被剝奪。朱元璋不能容忍在他至高無上的皇權之下存在另一種高傲，認為拒絕為他服務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他發布命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在這道前無古人的“寰中士大夫不為所用律”下，蘇州才人姚潤、王謨因征詔不至，被朱元璋斬首、抄家。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梟令，籍沒其家”。中國士人從此失去了最後一塊保持獨立個性的空間。
到了清代，儒生出身的大臣們更被馴化得百練鋼成繞指柔。曆代王朝莫不要求大臣們成為有操守的名臣，然而清代帝王卻首次提出，一個大臣不應該追求成為名臣，因為過於堅守道德原則，也會妨礙他們不打折扣地、像狗一樣地為皇帝服務。做為臣子，不但身體要屬於君主，他的心靈也應該屬於君主，不應該有任何自己的獨立意誌、個人尊嚴。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當地在《朋黨論》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