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乾隆更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奸臣”固然並非國家幸事，“名臣”的出現其實也不是什麼好事。國家隻需要唯命是從辦事敏捷的奴才。他說，“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因此清代這些飽讀四書五經的大臣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無思想無操守，除功名利祿外無所關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鬆警惕，他們就會大肆貪汙，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他們選擇了動物式生存。所謂操守、尊嚴和人格，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不著邊際的空話。
最後再讓我們來看一看文學作品中反映出的精神麵貌。
《詩經》裏麵有許多篇章，大膽地描寫愛情，甚至性愛。例如《詩經·召南·野有死麇》：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意思是有個獵人在野外打死了小鹿，用白色的茅草把它包好，用來做為獻給少女的禮物。一個少女對他動情，他就趁機挑逗她。
最後三句很生動地表現出那個少女和獵人一起走向密林深處的心情：輕輕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間的圍裙，不要惹那黃狗嚇人地汪汪叫。
這首詩不直接寫性，隻是描寫二人向林中深處走去的心情，多麼含蓄，又多麼自然健康！那時候的中國人並不認為性是一件見不得人的需要遮遮掩掩的事，中國人的自然本性還沒有被後來的文化閹割。
《詩經·鄘風·柏舟》中則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隻，不諒人隻！”說是一個女子有了一個適合自己的意中人，可是父母不同意，她大聲呼號“母也天隻，不諒人隻！”說你們不體諒我的心願，我死也要和他在一起！這種表達，多麼直率大膽！
先民們的天真爛漫和心無雜念，如同狂風暴雨洗後的天空，高遠而純淨地呈現在我們麵前。詩經裏麵充滿了生命的歡欣，充滿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對《詩經》的評價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唐宋時代，中國人在思想上的原創力不再，但是文學藝術方麵的創造力卻突然勃發。唐詩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藝術生命力，精神蓬勃，氣象光輝。其風格或者高昂明朗，或者雄渾壯大，或者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宋詞則為中國人表達情感開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約和生活化更勝唐詩一籌。李澤厚說：“隻要中國人還說漢語，隻要中國人還用方塊字在進行寫作，那麼唐詩宋詞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宋代以後，詩人們的才性、閱曆、學識均大幅崩塌。他們畫地為牢，處處模仿著過去，重複著過去，以詩寫得像唐或者像宋沾沾自喜。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們都已經形成固定的解釋方式、感受方式和表達方式。他們以拾前人餘慧為榮，不敢越藩籬一步。明清五百年的詩壇，沒有一點激情和衝動，沒有一點真性情，甚至沒有一個真表情，除了納蘭容若外，居然沒再產生一個有影響的詩人。
宋代以前的中國人，可以說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他創造著，體驗著，發現著，說自己想說，想自己所想，生機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後的中國人不但失去了創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個民族隻剩了一個外殼，沒有了靈魂。社會如同一潭死水，散發出腐爛的氣味，從上層到下層，人們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貪婪又懦弱。
用湯因比的話來說，這種生活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著隻是因為它已經僵化了。”（湯因比《曆史研究》）如果說這幾百年中國人有什麼進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學和民間騙人造假術上的進步。
因此，宋以前的中國人和宋以後的中國人，其實是兩個物種。
其差別就好比一個好罐頭和一個變質罐頭的差別，或者說是石墨與鑽石的差別：雖然同是由炭原子構成，性狀卻已經完全不同。中國人的性格曆史如同黃河，先秦是上遊，清澈見底，漢唐是中遊，雖泥沙俱下，畢竟有波濤洶湧之雄大氣象。明清是下遊，經常斷流，已奄奄一息。
今天的中國人也許仍有人盛讚明清社會之穩定，但西方人的語言裏，對這種僵化狀態隻有赤裸裸的厭惡。赫爾德把中國比喻成一具僵屍：“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塗有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並且以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
比萬博士說：“為了避免中國的命運，歐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蠻生活的代價。”這個代價在他們看來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