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過份的穩定和過於嚴格的禮儀約束，會使一個社會失去活力。春秋時代中國之所以能夠生機勃勃，絢麗多彩，是因為列國競爭的環境，使得春秋時代遠比西周時代的空氣更為自由。
在西周前期，在分封製基礎上的大一統運轉良好，秩序井然，紀律嚴明，社會安定，堪稱“盛世”。然而人們的創造力和活力也被重重禮製嚴重束縛住了，除了一個周公，西周前期並沒有出現偉大的思想家。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國諸侯與周天子之間的血緣聯係越來越淡漠，周王對地方的控製力越來越弱，中國進入了春秋戰國長達數百年的動蕩期。在這個動蕩時期內，王室衰微、“禮崩樂壞”。多極的政治格局和激烈競爭的社會環境，使各國統治者急於延攬知識與人才，人才可以四處流動，從貴族、士人到普通農民，人人都擁有逃亡的自由，或者說用腳投票的自由。孔子見七十二君，就是說孔夫子他老人家走遍了七十二個國家。由此造成社會控製的鬆弛，人的身份不再是不可鬆動的禁錮，人的精神首次獲得空前的自由發展空間。同時，正如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所說：“周既不綱，權利四散，遊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於天下，不容於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己。故仲尼見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謂‘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
言論之自由。至是而極……豈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
者耶？”
而隨著嚴格等級秩序的破壞，貴族精神逸出了上層社會的樊籬，流布到社會各個階層，與社會底層的草根活力和創造力結合起來，激活了整個社會的能量，創造了中國曆史上一個不可複製的黃金時期。
首先從貴族精神中汲取營養，並推陳出新的是士人階層。春秋時期，夏商周時代留下來的典籍不再是貴族的專利，普通人也有機會接受教育，進行精神上的探索。春秋時代的“士文化”，可以說是貴族文化的一種延續。事實上，百家爭鳴之中，那些起自社會中下層知識分子的驚人智慧並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他們接續的、依賴的精神資源是舊有的貴族文化。錢穆先生說：“春秋時代，實可說是中國古代貴族文化已發展到一種極優美、極高尚、極細膩雅致的時代……此下戰國興起，浮現在上層政治的，隻是些殺伐戰爭，詭譎欺騙，粗糙暴戾，代表墮落的貴族；而下層民間社會所新興的學術思想，所謂中國學術之黃金時代者，其大體還是沿襲春秋時代貴族階級之一分舊生計。精神命脈，一氣相通。因此戰國新興的一派平民學，並不是由他們起來而推翻了古代的貴族學，他們其實隻是古代貴族學之異樣翻新與遷地為良。”
當然，士人們在貴族文化的基礎上生發出許多嶄新的內容。
士人們的心靈衝破了三代的鬼神崇拜枷鎖，在精神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許多底層人士可以以智慧和知識為資本，抗禮王侯，主宰著自己的命運。因此他們一個個活得頂天立地。他們第一次真正體驗到了自主的歡欣和自由的快樂，也特別強調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論語》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他們堅持以自我的價值判斷為標準，不屈從於任何權威，如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許多人寧願舍棄富貴，也要追求人格的獨立。比如段幹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齊國於陵子仲“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追求絕對的精神自由，是春秋戰國時期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特征。
除了士人階層，其他階層在春秋戰國時代也產生了強烈的獨立意識和人格追求。在春秋以前，自由、獨立這些詞是不屬於貴族之外的其他群體的。到了春秋戰國，在那些底層社會的人才終於不再受製於身份的限製，而是可以以自身本領為資本，主宰自己的命運。
春秋時晉國欒氏家族，依仗有一個著名的勇士督戎，公然與國家作對，相國範宣子為此事極度煩惱。範宣子有一個奴隸名叫斐豹，主動向範宣子請纓，說我可以替你殺了督戎，但條件是你要給我自由。
範宣子大喜過望，馬上同意了這一要求，並且對斐豹發誓說：
“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就是說，我當著太陽發誓，你殺了他，我一定上奏國君，把記載你奴隸身份的檔案燒掉。在隨後的決鬥中，斐豹殺掉了督戎，為自己贏得了自由。
從這個故事之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社會地位最卑微的奴隸，在春秋戰國時代也可以憑自己的本事來改變自己的地位。斐豹敢於和堂堂一國之相來麵對麵談判，向他的主人開出交換條件，憑的是他的能力。做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明確記載的被解放的奴隸，斐豹身上體現了早期中國底層社會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對貴族等級製度的反抗。而範宣子也為這個奴隸的氣度所折服，不但接受了他的條件，還向他起誓遵守。這說明那個時代有作為的政治家的共同特點是識時務和通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