絢麗多彩的春秋戰國時代，被一個叫嬴政的人揮劍斬斷了。
秦始皇的過錯不在於他統一天下，也不在於他修長城，而在於他建立了皇帝製度。皇帝製度是天底下最自私的製度。這種統治製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為國家而存在，相反，國家是為皇帝而存在。
皇帝一個人的意誌大於所有臣民意誌的總和。整個國家，就是給皇帝提供服務的莊園，全體臣民，其生存的意義都在於為皇帝奔走。一切製度安排，都以皇帝一人的利益為核心。
皇帝製度的出現，意味著貴族社會的終結。西方的貴族社會一直持續到十七世紀，而中國的貴族社會在公元前三世紀就結束了。
也就是說，中國的貴族比西方早消失了兩千年。這對中西方曆史的發展影響是十分巨大的。
在秦始皇以前，貴族的權力地位來自血統，而不是現任國王的恩賜。因此國王並不能隨意侵犯貴族的權利，更不能隨便動貴族們的封地。貴族有相當的獨立性和自由性，甚至可以與國王分庭抗禮，對最高權力形成了很大的製約。這就是所謂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梁啟超說，貴族政治是憲政民主政治的最好基礎：
“貴族政治者，雖平民政治之蟊賊，然亦君主專製之悍敵也。貴族政治，固有常為平民政治之媒介者焉……貴族之對於平民，固少數也；其對於君主，則多數也。故貴族能裁抑君主，而要求得相當之權利，於是國憲之根本即以粗立。後此平民亦能以之為型，以之為，以彼之裁抑君主之術，還裁抑之，而求得相當之權利，是貴族政治之有助於民權者……泰西之有貴族而民權反，中國之無貴族而民權反縮，蓋亦有由矣。”
但是秦始皇建立了皇帝製度之後，貴族階層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皇帝製度標誌著一種全新統治方式的誕生：整個天下是皇帝一個人的私產，萬眾都是他的奴仆。正如黑格爾所說，這是一種“普遍奴隸製，隻有皇帝一個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隸”。秦在統一六國的過程中，對各國貴族大加殺戮，沒殺的也大部分流放或者遷徙。秦國原有的貴族，在皇帝製度建立之後，也幾乎沒有了特權，也和其他階層一樣淪為皇帝的奴仆。皇帝製度下，整個國家內沒有任何可以與皇權相抗衡的力量對皇權進行有效製約。皇帝可以任意侵犯任何一個階級的利益。一切利益都依靠皇帝的恩賜，一切權利都變得沒有保障。
皇帝製度的另一個特點是大一統。隻有皇帝製度之下，才真正做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秦始皇以前，中國社會雖然動蕩、混亂、征戰不休，但是卻是自由、開放、多元的。一個知識分子在這個國家實現不了自己的抱負，感覺這個國王不尊重知識，不尊重文化，他可以到另一個國家去施展。現在他沒別的選擇了，他隻能生活在一個皇帝的統治之下，他沒有了逃亡的自由，失去了用腳投票的權利。
至於那些社會底層的人，當然地位更為惡化。一個國家的國王過於殘暴，國民可以選擇向別的國家逃亡。因此國君們都不得不多多少少自我克製一些。而現在，全天下的人沒地方可逃了。他們隻能聽任秦始皇一個人作威作福。
統一了天下的秦始皇視天下人為自己的獵物。他的老師韓非子告訴他，人是一種本性卑劣的動物，他們渴望的隻有利益而懼怕的隻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統治天下的方法就是“執長鞭以禦宇內”，用法、術、勢來束縛和操縱，就象對待拴在車子前麵的牲畜一樣。秦始皇是靠軍隊，靠征服取得成功的，所以他相信暴力和恐怖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這個曆來被中國人視為雄才大略的人用長城和大海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囚禁獵物的大監獄，用依靠槍杆子和嚴刑竣法，把所有獵物都變成了勞工，變成了為他駕車的牲畜。在這個過程中他隻遇到了一個麻煩，那就是人民是有思想的。於是他“焚書坑儒”“以吏為師”“以愚黔首”，全力取消民眾的思想自由，終於達到“偶語者棄市，腹誹者誅，道路以目”的程度。
皇帝製度的發明，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災難性後果。在皇帝製度下，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權力，都為皇帝一個人壟斷，社會的方方麵麵，都為皇帝一個人所牢牢控製。它通過空前嚴密而有效的專製體製抑製了社會活力，束縛了人民的創造力。
在此後的兩千年間，中國社會萬馬齊喑，死氣沉沉，再沒有出現一個可以與先秦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會製度也沒有出現一次大的創新和變革。中國人一直在“做穩了奴隸”和“求做奴隸而不得”
的了無新意的一治一亂中掙紮，“奴隸性格”和“專製性格”日益發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輔相成的兩個突出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人國民性劣化的第一個推手是秦始皇。
在秦始皇的統治下，中國文化特別是上層貴族文化受到了一次空前的毀滅性打擊。
沒有了貴族文化是什麼結果呢？俄國小說《淪落的人們》中的一段話，很好地總結了貴族精神消失的後果，也同樣適用於中國社會：“自從貴族開始餓死以後，生活裏就沒有人了……隻剩下些商人……商人是什麼？商人不過是人麵獸心的家夥，暫時披著人皮罷了。他粗野，他愚蠢，不懂生活的美妙，沒有祖國的概念，不知道還有比五戈比銅幣更高的東西……他們不但是貴族的敵人，也是所有高尚的人的敵人，他們貪求無厭，不會把生活裝點得美麗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