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之與利，雖清濁不同，總是私心”。雍正乾隆朝，都有大臣因為“好名”而被皇帝嚴厲打擊。比如雍正朝的楊名時，是一個有操守的政治家，在很多問題比如打擊科甲朋黨問題上與皇帝意見不同。
他做了很多減輕農民負擔的好事，卻忘了推功於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惡感，說他“性喜沽名釣譽”“欲以君父成己之名”，被尋故抓入大牢。因此清代的內閣成員都周密小心，不圖虛名，謹慎小心，緘默持重；堅持不做政治家，而隻做大秘書；不做思想者，隻做執行人，成為一個個有才幹，有風度，沒思想，沒堅守的奴才典型。在明主身邊，他們是襄讚有功的能臣。在暴君身邊，他們也會是一個避禍有術的“態臣”。
除此之外，對導致曆代亡國的農民起義，清代皇帝應對也非常成功。
在清代皇帝眼中，皇帝、官員和百姓，是父親、兒子和孫子的關係。不管父親如何虐待兒子，兒子也不許有絲毫反抗。因此，老百姓無論被貪官汙吏如何壓榨剝削，走投無路，也隻能聽天由命，不得“越級上訪”。對於群眾聚眾抗議，維護自己的權利，他們總是視如大敵，一再強調要“嚴加處置”，甚至“不分首從，即行正法”。他們千方百計防止老百姓聯合，嚴厲打擊民間宗教，鎮壓任何聚眾事件。清朝甚至不準漢族人異姓結拜，還曾“禁天下書院”，以杜絕東林遺風。乾隆朝規定，嚴禁罷市，聚眾毆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麼“不分首從，即行正法”。
乾隆十三年，蘇州米商囤糧抬價，一介布衣顧堯年和平到官府請願，請求官員控製糧價，保證貧民能活下去。為了表示自己對大清政府的恭順，他特意“自縛雙臂”，跪在地方官麵前。然而稟承乾隆不許對主動提出權利要求的百姓後退寸步的官府，竟然把顧堯年逮捕入獄。蘇州百姓群情激憤，一起來到官府要求釋放顧氏，官府卻大加鎮壓，連續逮捕了三十九人。事情上報到乾隆，奏折中的“聚眾”二字令乾隆大為警惕。他說：“因近日聚眾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議，照陝甘刁民聚眾之例，立即正法。”顧堯年等人因此被蘇州官員杖斃於大堂之上。
在思想文化領域，清氏皇帝更是取得了開創性成就。韓非子說得好，“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統治者不僅需要有“硬實力”，還需要有“軟實力”。經過康熙雍正兩代文字獄，清王朝思想專製已經大大加強。乾隆皇帝又通過修《四庫全書》，開展“消滅記憶”運動。史載乾隆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吳晗也說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文字獄最酷烈的乾隆朝，是一個異常恐怖的時期。在風聲鶴唳之下，每個家庭都進行自我檢查，刨地三尺，消滅所有不安全的文字。文人學士再也不敢吟風詠月，甚至不敢再寫日記。朝廷的大臣們之間都不敢相互通信。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發後，內外臣工驚駭不已，乾隆擔心下麵或有非議，於新任浙江按察使富勒渾陛辭時，交待他一項特殊任務：到任後留心體察賦閑在錢塘（今杭州市）老家的協辦大學士梁詩正的反應。梁詩正一見富勒渾，就大談自己為官多年的訣竅：“筆墨招非，人心難測，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跡，必須時刻留心，免貽後患。”在另一次談話中，他又說：“一切字跡最關緊要，我在內廷時惟與劉統勳二人從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毀。”梁詩正的話典型地反映了乾隆高壓政策下臣民的心態。一百多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裏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裏的全麵清潔，消滅了一切異端思想萌芽，打造了一個清代皇帝自認為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話來說，就是：“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仿佛者。”
清代皇帝們積三代百餘年努力，建立了中國曆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製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製統治的籠子裏。縱向對比中國曆史，清代是中國曆史上民眾權利被剝奪得最幹淨，意誌被壓製得最靡弱的時代。康乾的盛世監獄精心塑造出來的國民，固然是馴服、聽話、忍耐力極強，卻無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撲麵而來的世界大潮。因此，才出現了本文開頭，英國人來到中國所見到的那幅精神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