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以說服別人，而不能強迫別人。塔西陀在描述日耳曼人的“軍事民主製”時說，人們之所以聽從“王”或酋帥，“倒並非因為他有命令的權力，而是因為他有說服的作用。如果人們不滿意他的意見，就報之以嘖嘖的歎息聲”。（塔西佗《日耳曼尼亞誌》）而中國式“原始民主”與此大不相同。首先，中國的部落聯合體中，部落地位並不平等，存在著一個高於其他部落的統治部落。統治部落首領淩駕於其他首領之上，權力巨大。從古典文獻的描述來看，堯舜禹三“帝”的地位高高在上，甚至可以對參加聯合會議的其他首領生殺予奪。《堯典》說：“（舜）流共工於幽州，放歡兜於祟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而禹的權力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僅僅因為召開部落會議時，一個部落首領遲到，就一怒之下把他殺掉。“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國語·魯語下》）這在西方部落聯盟中更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情況。其次，在中國古史記載中，從來沒有任何類似西方的“民眾大會”這類“議會性質的會議”的記載，也從來沒有出現過“選舉”“表決”或者與其意義相近的字樣。中國部落聯合體的“酋長會議”的議事程序也與西方不同。從《尚書·堯典》的記載來看，雖然各部落都有發言權，但決議並不需要各部落一致通過，而是由最高首領一言而決。
閱讀《史記》的記載，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在堯選擇舜做接班人的過程中，部落首領們，也就是“四嶽”，起的是推薦作用，而不是決策作用。他們的推薦在堯點頭“曰可”之後，才能生效，否則就沒有意義。也就是說，他們在堯的政府班子中，擔任的是顧問、谘詢的角色，而並非“議會議員”的角色。堯“從善如流”，采納了他們的意見之後，又對舜進行了獨立考察。堯的考察方式也是典型東方式的：他把兩個女兒嫁給了模範青年舜，利用丈人對姑爺的便利條件對他進行觀察。在經過二十年的考察之後，堯認為這個姑爺孝順懂事，可當大業，一言而定其為“接班人”，把班交給了他，自己在幕後傳幫帶了八年，直到堯死，舜才掌握實權。從這個過程看，“禪讓”不能稱為是“民主製度”，而僅僅是一種“民主作風”。任何對政治概念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製度”和“作風”是有著本質區別的：“民主製度”是一種規範人、大於人的硬性製度。而“民主作風”則是專製統治者偶爾表現出來的“善於納諫”“虛懷若穀”或者“平易近人”的“作風”，它的本質是專製統治的一種變態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禪讓製”隻能稱為一種改良的“世襲”，一種“開明專製”。由於缺乏製度上的規定，這種基於統治者自我克製而形成的優良政治傳統隻是曇花一現，在進行了兩次後，馬上讓位給了父死子繼的夏代“家天下”。
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那麼，為什麼同時代的希臘人建立起來的是民主基礎上的“部落聯盟”，而堯舜禹時代的部落聯合體卻帶有濃厚的專製色彩呢？
這是因為中國的“部落聯合體”是槍杆子造出來的。
中華民族的兩大始祖黃帝和炎帝，都是職業軍人。他們在曆史舞台上一亮相，擺出的第一個POSE就是戰爭，為後世子孫建立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政治傳統。
翻開《史記》，我們讀到的中國曆史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炎黃大戰”。司馬遷說，自從神農發明了農業之後，人們走出蒙昧。不過，由於天下沒有共主，“諸侯相侵伐”，各部落相互征戰，天下一片大亂。那時實力最強大的兩個部落，是炎帝部落和黃帝部落。為了爭奪霸權，黃帝部落與炎帝部落大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誌”。炎帝戰敗，俯首稱臣，遂與黃帝組成炎黃部落聯合。
炎黃部落聯合到一起後，實力更加強大，就開始征討其他不服者。黃帝發現南方的九黎族桀驁不馴，於是聯合炎帝，共同征服了九黎族的首領蚩尤。這場戰爭發生在涿鹿之野。相傳這場惡仗規模巨大，慘烈異常，以至“流血百裏”“血流飄杵”，最後殺得“九隅無遺”。
縱觀黃帝的一生，就是戰鬥和征服的一生。隻要發現有不服從自己的部落，黃帝就要領兵征伐。“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平而去之，披山通道，未嚐寧居”，一輩子都是處於領兵打仗之中。
在兩次大勝之後，黃帝又先後征服了東方的太皋，西方的少昊，北方的顓頊，樹立了自己的絕對權威。“五十二戰而天下鹹服”，通過槍杆子確立了自己最高領袖的地位。“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是為黃帝。”即使在平定天下之後，黃帝仍然保持著軍人的警惕，“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身邊總是帶著巨大的扈從部隊，以保衛自己的安全。（《史記·五帝本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