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原始社會末期以薑寨古村為代表的父係大村莊出現後，中國社會的發展，不過是薑寨古村的擴大而已。直到明清時期，閩西一帶客家人修建的巨大土樓，其結構形式仍然完全秉承薑寨古村的精神，毫不走樣。這些土樓多為圓形，規模巨大，由上百間房間組成，可以容納數百人，向心而居。中間立有祠堂。住在一座樓中的人一般都是由一個祖先傳下來的大家族，五世、六世同樓，數百人有地同耕、有飯同吃，每次吃飯都像是大擺筵宴，每天早上出去下田都像大隊人馬開拔，很有點家族共產主義的意思。到了過年過節，全家族人集體祭祖，數百人行禮如儀，氣勢十分宏大。在解放前，一個土樓家族往往擁有上千畝土地，算成大地主是綽綽有餘了。可問題是土樓裏的人生活水平大體平均，往人頭上一分，就又都成了貧農，據說在土改時曾經給革命同誌們出了不少難題。在這些客家村落中，直到一九四九年前，血緣原則仍然是處理一切社會關係的基本原則。
這種近乎停滯的超低速發展，使得在全球視角下，中國成為最獨特的國家：世界幾大古文明，都已經在發展變化中麵目全非。隻有中國文明，幾千年裏完整無損。從先秦到明清，中國社會幾乎沒有質的發展變化，成為一個“活化石型”的社會。
杜赫德在《中華帝國通誌》中用驚訝的口吻說：“……4000多年間，它（中國）自己的君主統治著自己的國民，從未間斷。其居民的服裝、道德、風俗與習慣始終不變，毫不偏離其古代立法者們創立的智慧的製度。”
麥都思則指出了這種數千年不變的可怕：“語言與習俗千年不變，人民的才能與精神，還跟父係氏族時代差不多。”
中國社會是一個早熟的社會。構成中國傳統社會的三大基本特征：血緣社會、祖先崇拜、大一統的專製精神，起源於原始社會早期，及至西周時代牢牢確立。中國社會的成熟與定型之早，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也就是說，中國社會的獨特性，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經形成了。
可是，早熟往往是一種有問題的成熟。在中國文化的發育過程中，存在著一個非常明顯的現象，那就是“進化的不徹底性”。在傳統文化中，處處體現出“進化受阻現象”：在意識形態上，停留在“祖先崇拜”階段，沒能進入到“一神崇拜”階段；在經濟形式上，停留在小農經濟階段，沒能進入到商品經濟階段；在社會結構上，停留在政治權力決定一切的一盤散沙階段，沒能進入到社會分化和有效自我組織階段；在人的素質上，停留在沒有充分自我實現的“類人孩”階段，沒能達到有著充分自我意識的現代人階段；在思維方式上，我們停留在直觀思維，直線思維階段，沒能進入抽象思維、實證主義思維階段，無法創造理論體係；在世界觀上，我們這個民族停留在實用主義階段，一切為了現世，一切為了生存，沒有超越現實生活的彼岸信仰、理論思維、自由探索精神、擴張冒險精神。
中國文明的早熟是因為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中國文明的進化緩慢，也是由於地理環境的優越。封閉的、肥沃的黃土地帶使中國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戰很小，從而使它喪失了探索農業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可能，也喪失了自我劇烈變革的壓力和動力。中國社會進化的過程中，保留積存了大量的原始特征。就像一個纏著臍帶長大的孩子，或者說像是一個背著蛹飛翔的蝴蝶，它的起步比別人早，可是發育得不完全、不充分、不徹底。在此後的幾千年間，中國文明一直沒有機會再次發育，而是停留在較低的文明層次上。就像一個早熟的孩子，在別的孩子沒有長起來的時候，鶴立雞群了一段時間，然而，在青春期過後，他卻終生低人一頭。所以，在1840年打開國門之後，那些西方人驚訝地發現，那個傳說中的文明古國，原來竟然是一個半開化的、半野蠻的民族，保留著和非洲部落相類似的驚人落後的習慣：小腳、太監、姨太太、貞節牌坊、無處不在的迷信和恐懼……
中國與非洲
血緣紐帶、祖先崇拜和專製精神是人類早期社會共同的特征，從歐洲到亞洲都是如此。不過，歐洲在氏族製度解體時，就已經打破了祖先崇拜觀念，轉求於與人類建立了契約的上帝這個新的精神支柱，而中國卻一直沒有突破血緣社會的瓶徑。因此，傳統中國社會與如今南部非洲或者大洋洲的一些落後部落有許多相似之處：
祖先崇拜是傳統中國社會和今天南部非洲許多部族共同的基本意識形態。C·邵耶說：“非洲所有各個部落群體都有向祖先奉獻祭品的習慣。”現存於黑非洲的祖先崇拜，其“理論依據”和“現實表現”與傳統中國驚人一致。李保平在《論非洲黑人的祖先崇拜》
一文中說，這些處於原始社會晚期或者奴隸社會早期的非洲黑人“盡管對祖先靈魂的居住地看法不盡相同，但黑人各族普遍認為，祖先的靈魂始終陪伴著生者，幹預著塵世間的事情”。“與家族、部落共同體有關的每件事，如後代的健康和繁衍，祖先都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