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另一大功績或者說罪過是建立了君主專製製度。皇帝思想或者說皇帝製度的核心精神是“君尊臣卑”，竭盡全力擴張君主權勢，壓製其他社會成員權利，把所有權力歸於君主一人之手，絲毫不與別人分享。這並非基於秦始皇的設想，而是春秋戰國以來絕大部分思想家的共同願望。其實，除發明了“皇帝”二字，以及“更民為黔首”，規定“命為‘製’、令為‘詔’、自稱曰朕”等文字細節上的貢獻外，秦始皇對於“皇帝思想”或者說“皇帝製度”再無任何思想性的建設。他的所作所為，不過是貫徹了前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們的政治設計而已。
君主專製製度的具體措施比如郡縣製、保甲連坐製、思想控製，都是由商鞅等戰國時代的偉大改革家奠定的，秦始皇不過坐享其成，在統一全國之後，把這些製度由秦國一國推向天下，並沒有進行什麼製度上的創新。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秦始皇暴政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賦斂無度”“徭役繁重”。可是，仔細閱讀曆史，我們卻找不到任何秦始皇改革秦國賦役製度的證據。連綿的戰爭必須耗費巨額資源。重征厚斂本是秦國，甚至是戰國時期大部分國家的一貫政策。秦始皇繼位後，完全繼承了秦國曆代君主定下的稅收政策，沒有進行政策性的改變。
甚至“統一度量衡”“書同文”“車同軌”，也是商鞅時期就開創的先例。商鞅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統一度量衡，即“平鬥桶權衡量”。公元前334年頒布的“商鞅方升”就是這次改革的實物證據。
可以說，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實踐者而非思想者。
（第二節）統一運動的最後一棒
秦始皇在中國統一運動中起的作用，不過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事實上，在秦始皇出生之時，中國的統一運動已經進行了數百年。進入春秋戰國時代以來，中國人一直在奔走呼號，要求出現一個強有力的政權，實現天下的大一統。
在現代人看來，春秋戰國時期生機勃勃、絢麗多彩。這是一個上升時代，雖然戰亂不休，社會仍然發展迅速，新鮮事物層出不窮。這是一個英雄時代，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外交家輩出，導演了一出出驚心動魄、威武雄壯的曆史活劇。這是一個創造時代，人們思想解放，智慧勃發，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大的學派。
可是，很多時候，身處曆史當中的人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一個奇怪的現象是，我們翻遍春秋戰國時代留下的所有文章典籍，卻很難見到當時的人對那個時代的讚語。相反，觸目皆是的卻是哀歎、抱怨和詛咒。在老子眼裏，春秋時代是一個充斥著“昏亂”“殺人”“甲兵”“盜賊”“食稅”“民饑”的末世。他說，“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道德經》），而到了春秋時代，連禮都不見了，社會已經無可救藥。孔子同樣為禮崩樂壞而痛心疾首。他認為這是一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不可容忍的混亂時代。莊子的社會批判更為犀利，他說，這是一個“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的時代，所謂仁義道德知識智慧，都是大盜們用來盜取天下的工具。孟子對貧富懸殊的社會狀況非常擔憂，在他的筆下，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副“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
的悲慘畫麵。
公元前五九三年，齊國和晉國的兩位位高權重的大臣，晏子和叔向在一次外交宴會上相遇，他們在席間對天下形勢掩涕太息，十分絕望：
叔向問：“齊國形勢怎麼樣？”
晏子歎了口氣說：“一派末世景象啊！國庫裏糧食堆積如山，都腐爛了，可是路上到處是餓死的人。齊國的國家大權不久就要旁落於大臣陳氏之手了。現在，齊國的國君掌握不了權力，陳氏說一不二。老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都被他們橫征暴斂去了，隻剩下三分之一勉強度日。社會上犯罪的人太多，被砍掉雙腳的罪犯到處都是，現在，鞋價不斷下跌，假肢卻供不應求！你說這是什麼世道！”
叔向聽了，頻頻點頭，說：“是啊，我們晉國雖然大權沒有旁落，可一樣是末世之象。社會上窮人越來越多，饑饉滿目，可是貴族們卻競相奢侈，貪得無厭。軍隊沒有戰鬥力，百姓對國家沒有信心，國家一有命令，人們避如寇仇。”（《左傳·昭公三年》）那麼，在春秋戰國時代，到底發生了什麼，使哲人智者們如此失望呢？
最讓人不安的，是社會失去了秩序。
公元前一O二五年，周武王率軍攻伐嗜酒好色、暴虐無道的殷商紂王。紂王兵敗自焚而死，武王代有天下，開啟了周朝八百七十四年的皇祚。
周王把天下土地分封給了自己的叔伯兄弟，讓他們代代世襲，建立起了完備的分封製，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一統局麵。諸侯在國內，也同樣把土地分封給自己的親人。這樣，就形成了“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的局麵。從上到下，建立起了層層分封的金字塔結構，實現了周王從上到下貫徹自己意誌的權力傳遞鏈條。
分封製是完全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因此西周社會是一個典型的“宗法社會”。所謂宗法，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血緣關係為處理一切事情的原則。一個人的高低貴賤，完全由先天血統決定，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由血緣的親疏遠近來衡量。為了維係血緣倫理原則，周人創造了係統成熟的禮樂製度。古人謂大禮有三百，小禮有三千，煌煌盛美的禮儀體係，令孔子追慕不已，一再說“鬱鬱乎文哉，吾從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