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期，王朝紀律嚴明，統治有效，君君臣臣，綱紀整飭。
由於秩序安定，周初社會曾經出現過全盛景象。《詩經·豐年》
說：“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稟，萬億及秭。”就是描繪倉廩豐實、婦孺歡欣的情形。《史記·周本紀》說：“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這就是史學家盛讚的成康之治。
然而，雖然製度完備、禮樂大興，西周盛世卻並沒有能像周王朝的開創者設想的那樣一直持續下去。從第四代天子周昭王開始，西周就由盛轉衰。各大諸侯國逐漸尾大不掉，朝拜的頻率越來越稀，進奉的財物也越來越少。中央政權的權威一再衰落，周天子的話越來越沒有人聽，各諸侯國越來越習慣各行其是。
終於，到了周幽王時代，周王朝衰弱到如此程度，周王不能有效地召集他的諸侯們幫助他抵抗異族入侵，以至於在公元前771年，周王領地被犬戎攻滅，周平王不得不將都城從鎬京遷往東都洛陽，宣告了西周滅亡，中國進入春秋戰國時代。
遷都洛陽之後，周王室的地位就更加尷尬，它的地盤大大縮水，入不敷出，窮困潦倒。各諸侯國也更不把周王放到眼裏，許多國家幹脆不再進貢。周天子遇到了嚴重的經濟危機，連穿衣吃飯都成了問題。沒有辦法，他隻好厚著臉皮，派出使者到周圍各國去化緣。史書記載，周桓王、周頃王曾先後派人向魯國“求賻”（喪葬費）“告饑”“求車”“求金”。這些本應由諸侯國對王室的“禮貢”，而現在卻由周王室出麵去苦苦哀求了。虎落平陽被犬欺，眼看著天子如此落魄，諸侯們更不把他放在眼裏。公元前714年，“宋公不王”，不再朝見周王；公元前713年，“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不理會周王的命令。到了周桓王時代，為了一件小事，鄭國公然與周王室大打出手。周桓王與鄭國在河南長葛大戰，結果桓王被打得一敗塗地。在戰鬥中，周桓王的肩頭中了鄭國大夫的一箭，灰溜溜負傷而逃。（《左傳》）這一事件，徹底丟光了周王室最後一點威信。從此之後，王室的話再沒有人聽。
沒有了“天下共主”，原來靠周王室的中央權威維係的大一統政治秩序當然就失效了。在權威主義的管理模式中，一切都由最高權威規定和裁決，被管理的各國橫向間缺乏有效聯係和溝通方式，缺乏協商共事能力。因此，一旦權威倒塌，天下立刻一片混亂。不再有共同的標準和原則，不再有有效的協調機製，整個春秋戰國時代，各國遵守的都是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相互你爭我奪，大打出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弑君三十六位，亡國五十二次，大小征戰不計其數。史家說“春秋無義戰”。戰國時代二百四十八年中，大小戰爭二百二十二次。“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周王室有記載的一百七十餘國，大部分都被幾個強大的封國吞並。原來尊尊親親的井然秩序已經蕩然無存，各國國君和權臣根本不遵守神聖的禮儀製度，僭越禮法，濫用封號，尊卑上下一片混亂，甚至諸侯的陪臣居然也敢使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儀仗，讓孔子大呼是可忍孰不可忍。
伴隨著禮崩樂壞而來的，是道德水平大滑坡。
在春秋戰國時代，英雄們以武力征伐來代替德治，以強權取代仁義，子弑父、臣弑君的越軌行為已成為普通的社會現象。這是一個無政府、無秩序的混亂時代，隨著舊道德、舊秩序的解體，人們以無道德為道德，以無秩序為秩序，為了獲得一己之利而不顧一切，作為人的社會，幾乎喪失殆盡。與充滿質樸天真的《尚書》
《詩經》不同，《左傳》和《戰國策》則充斥著詭詐、陰謀和罪惡。甚至把《左傳》與《戰國策》做一對比，我們仍然會驚訝於道德崩潰的速度。春秋時期，外交家們折衝樽俎的武器往往是《詩》
，一篇大義凜然的禮義說辭足以遏止千乘雄師，但到了《戰國策》中則一變而為赤裸裸的利害分析。為了權力，人們可以付出一切。齊桓公對易牙說：“你做的飯太好吃了，隻是還沒有吃過你做的蒸嬰兒肉。”第二天，易牙就把自己的小兒子蒸熟了，獻給齊桓公。為了富貴，人們不再有任何原則和標準。蘇秦先向秦王獻上一霸天下的計策，未被接納，立即掉頭轉向，去說服其它六國合縱滅秦。
在外部戰爭連綿的同時，各國內部的社會矛盾也空前激化。自西周後期開始，井田製就開始動搖。老百姓不肯盡力耕種公田，而是致力於自己的自留地，公田上野草叢生，“維莠驕驕”“維莠桀桀”。（《詩經》）“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國語》），一派破敗景象。隨著人口的迅速增長和土地國有的破壞，越來越多的土地兼並到少數人手裏，社會貧富分化越來越劇烈。一方麵是普通百姓越來越陷入貧困化，另一方麵，新興貴族和原有的封君卻競相掀起奢侈之風，起義作亂不絕，社會陷入持續的動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