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漫長的混亂，讓所有人都苦不堪言。從西周滅亡那一天起，中國人迫切地呼喚出現一個新的、更有力的權威，來取代周王朝，以恢複天下秩序，讓人民重新安居樂業。
因此，中國的統一不是哪一個人靈機一動的設想，它是整個中華民族共同意誌的結果。翻翻諸子百家的著作，我們就會發現，“大一統”是春秋戰國時代諸派學者一致憧憬的政治目標。
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時代，思想活躍、智慧奔放、學說林立、英雄輩出。後世的知識分子每每把春秋戰國時代比作西方的希臘時代。春秋時代和希臘時代確實有著那麼多不約而同的相似之處。在這幾百年中，中國大地和愛琴海岸都進入了蓬勃發展的青春期：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出現在希臘半島上時，以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為代表的思想巨人們也一個又一個接連出現在東方的土地上，每一個名字都驚天動地，流芳千古。他們爭相著述，互相辯駁，形成了中國曆史上唯一一次絢爛奪目的思想井噴。他們留下的著作，被後世的中國人視為永恒的經典和永不枯竭的智慧之源。
不過，雖然先秦學派一直在彼此攻訐，但在“國不堪貳”
（《左傳》）這一點上卻達成了高度共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各家各派一致向往的政治局麵。他們把視力所及的中國大地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一致認為，天下沒有一個統一的一元化領導，是不正常的、不能容忍的、讓人心神不寧的，必然導致天下混亂，戰爭連綿，民不聊生。
孟子征引孔子的說法：“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孟子·萬章上》）麵對“天下惡乎定”（即天下怎麼才能實現穩定）這個問題，孟子說“定於一”，即隻有通過統一。（《孟子·梁惠王上》）
墨子則主張建立一個絕對君主專製的大一統國家。他的政治夢想是“尚同”，建立一個層級鮮明、紀律嚴厲、絕對整齊劃一、消滅個性和多樣性的社會。這樣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使國家富強安定。（《墨子·尚同》）
老子認為，宇宙的本質是“一”，統一會解決一切問題。
他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正）。”（《老子》第三十九章）
法家則是對大一統政治製度貢獻最多的一個思想流派。韓非子認為“一棲兩雄”“一家兩貴”“夫妻共政”是禍亂的原因。
（《韓非子·揚權》）法家不但最有說服力地說明了統一的必要，還提供了強有力的統一手段：嚴刑峻法的軍國主義。
其實，關於統一還是分裂，一元化還是多元化，並不是所有文化都持同一個態度。公元前十二世紀，來自北部的遊牧民族多裏安人入侵希臘，邁錫尼文化土崩瓦解，希臘版圖分裂成無數小小碎塊，逐步發展成林立的城邦，在數世紀中一直動蕩不安。這種形勢和春秋戰國十分相似。不過，希臘人對“統一”從來沒有熱衷過。
為了抵禦共同的敵人，在希臘的曆史上出現過微弱的聯合呼聲，也出現過“漢薩同盟”之類的聯合體，不過建立大一統的政治統一卻從未使他們動心。希臘人極為推崇城邦獨立自治製度，小國寡民的城邦，是他們所能夠想象的唯一的國家形式。
亞裏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圖時指出：“城邦的本質就是許多分子的集合”，倘若過分“劃一”，“就是城邦本質的消亡”。希臘人容忍並且享受分裂狀態，因為在他們看來，過大的國家不利於公民民主的實行。城邦領土的過度擴張，便意味著公民集團的擴大，公民與國家間關係的疏遠以及公共生活的鬆懈甚至完全喪失，這正是希臘人反對政治統一的根本原因。
古希臘人從不推崇一元化，相反，他們很早就意識到多元化的價值。中國人說“兩貴不能相事，兩賤不能相使”。“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治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專不聽。”人和人之間必須分出你大我小來，才能建立秩序。而古希臘人偏要出兩個太陽給我們看。
比如斯巴達就設有並列的兩個國王。在雅典，政權結構更為複雜。
九名執政官輪流執政。他們之間是橫向的相互製約的關係，而不是相互統屬的縱向關係。他們習慣於使權力關係保持著一種犬牙交錯、此消彼長的不穩定平衡。他們認為，隻有這樣才能防止專製的出現。
崇尚一元化與多元化，從上古時期就已經成為東西文明的本質區別。
正是在這個民族集體意誌的驅動下，春秋以降，諸國之間開始了長達五百餘年的不間斷戰爭。每個國家都極力擴張自己的力量，吞並別的國家，以實現統一天下的夢想。這其中，秦國的表現最為優異。
西周的衰落，正是秦國的起點。犬戎進攻周王室之際，大部分諸侯不管不問，獨質樸的秦人積極勤王，“戰甚力，有功”（《史記·秦本紀》），在戰後又護送周平王東遷，因此被感激涕零的周王封為諸侯。秦國作為一個國家由此正式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