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一事實我們可以清楚看出，梭倫和商鞅對待“平民”的態度是完全相反的。一個是解放，另一個是囚禁；一個是從野蠻上升為文明，一個是從文明下降為野蠻；一個是通過讓步來換得社會和解，另一個是通過血淋淋的專製來提高國家控製力。在戰國時代的秦國，早期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那層溫情脈脈的血緣麵紗完全被扯掉了，人們公然而且坦然地奴役著原本和自己平等的人。《商君書·錯法篇》載：“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說得是那樣理直氣壯。
除了“公民權利”之外，兩大改革的另外一些基本內容，也是背道而馳。
希臘改革貫穿著一個基本精神，就是“重商”。梭倫采取了一係列保護工商業的措施，他頒布法令：來雅典定居的外邦手工匠人可以獲得公民權。他還特別鼓勵手工業品的出口。這些經濟改革措施有力地促進了雅典經濟，特別是出口的迅速發展。
而商鞅變法的一個核心精神是“抑商”。本來，春秋戰國之時，商業已經獲得空前發展，出現了許多著名的大商人，如前越國大臣、後下海經商的範蠡，就被後人稱為商人的鼻祖陶朱公。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許多商人富甲海內，擁有很大社會影響力，甚至令國君也不得不折節下之。比如孔子的徒弟子貢就是這樣一個成就非凡的大商人：“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但是商鞅對商人卻深惡痛絕。商鞅認為，農業才是生產財富的根本，商人隻是社會的寄生蟲。他製定了一係列歧視性規定，貶低商人的社會地位。他宣布“廢逆旅”，即廢除旅館，使外出經商的人沒有住處。他用重稅限製農民棄農經商，指出“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加重關市稅收，那麼農民就會討厭經商，商人也會有退縮之心。商鞅對那些棄農經商的人給予重罰：
“不農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鞅甚至還要求“壹山澤”，由國家壟斷山澤之利，實行一定程度的計劃經濟。（《史記·商君列傳》《商君書·墾令篇》）
任何一場改革的核心內容都是打擊舊勢力。商鞅和梭倫兩大改革的唯一共同點在於都嚴厲地打擊了舊貴族製度。不過，他們打擊的手法迥然不同。
“減負令”隻是一個救急的治標之策。希臘社會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貴族們壟斷了政治權力，貴族會議擁有無上權威，議員的產生都以門第為準。貴族們因此得以肆無忌憚地侵犯平民的利益。因此，要從根本上消除危機，必須賦予平民以參政權。
梭倫根據年均收入，而不是出身，把人分成四個等級：第一等級，年收入500麥鬥；第二等級，年收入300麥鬥；第三等級，年收入200麥鬥；第四等級，年收入在200麥鬥以下。他規定，四個等級的人都有選舉權，都可以參加公民大會和民眾法庭。不過他們的政治權利是不平等的：第一、二等級的人，可擔任高級官職；第三等級的人，可擔任低級官職；第四等級的公民不能擔任官職。
這一製度並未實現公民之間的真正平等，但它畢竟消滅了血緣和門第差別，打破了貴族依據世襲特權壟斷官職的局麵，為窮人參政鋪平了道路，這一點非常重要。正是在梭倫改革奠定的基礎上，克裏斯梯尼和伯裏克利繼續擴大平民的權力，最終廢除了一切關於行政官職任選的財產限製，規定每個公民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除此之外，梭倫還多方麵保護平民的利益。他對於平民打井、挖渠、植樹乃至放蜂的權利都作了規定，以防止貴族依仗權勢欺壓平民。他還建立了申訴法庭，使貴族欺壓平民時，後者有處申訴，從而保護了平民的經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