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這樣呢？荀子說，人的天性是“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一句話，人的本性是惡的，欲望是無止境的。如果讓每個人都自由釋放自己的欲望，天下必然陷於紛爭混亂之中。因此，必須用禮儀秩序來規範人們的行為，區分高下貴賤，規定出每人按自己的名分可以獲得享受的不同。因為天子居於極端，所以他的欲望必須得到毫無限製的盡情的滿足，而其他的社會成員都要根據自己的社會地位，不同程度地抑製自己的欲望。這樣，才能把社會區分成不同的等級，才能保證社會的安定。
中國政治的信條是：不平等導致穩定。古希臘政治的信條是：
平等才能創造和諧。
在很多人眼中，秦始皇是文化專製的發明者。他製造的“焚書坑儒”殘暴割斷了春秋戰國時代的學術自由傳統，開了兩千年文化專製之先河。
然而，如果通讀一遍諸子之書，我們就會發現，正如同列國相爭必然導致天下一統一樣，其實百家爭鳴的必然結局正是思想專製。
對“春秋戰國”時代思想光芒的頂禮膜拜，從近代開始，越來越莊重盛大。在網上閱讀曆史類的帖子時，我經常能看到這樣的文字：“看關於春秋戰國的書，總是禁不住心馳神往，熱血沸騰”，“那真是一個需要英雄也英雄輩出的時代”……“我們國學大師陳寅恪一輩子苦苦追求的學者應有的獨立精神、自由意誌，不是在兩千多年前早就在中國存在了嗎？”“我們春秋戰國時期的先哲們的水平一點也不比希臘羅馬差。以春秋戰國時先哲的思想為基礎，那樣或許現在的中國就是另一個樣子了。”
其實這也許是一種誤解。雖然學術自由催生了諸子百家，但是幾乎所有先秦學派都沒有思想寬容的意識。他們一致認為，自由思考是政治不穩定的根源，鞏固的政治統一必須建立在思想統一的基礎之上。
墨子認為，“一人一義”即每個人一個思想必然導致天下大亂，使社會沒有秩序，“若禽獸然”。因此，統一天下的秘訣就是“一同天下之義”，統一所有社會成員的價值標準和行為準則。
老子的主張更陰柔，也更毒辣。他不需要統一人民的思想，他需要的是讓人民沒有思想。這個巨猾的老奸說：“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誌，強其骨。恒使民無知無欲也，使夫如不敢，弗為而已，則無不治也。”
意思就是說，老百姓太聰明了，那麼社會風氣就會變壞。最高明的統治方法，是禁止人民思考。可以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卻要消滅他們的思考能力，讓他們滿足於吃飯睡覺和生殖，不想其他事情，這樣天下就大治了。
老子提供了主張，卻沒有提供具體操作方法。這個缺陷，由法家彌補了。韓非子提出了文化專製的具體方案：“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明智的統治者，應該取消文字書簡，隻保留法律；不許人民記憶古老的格言，隻許他們向官員們學習現行國家政策。
那麼提倡仁政的儒家是不是會有不同的主張呢？他們同樣令人失望。孔子說，天下有道的標誌就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漢武帝之所以獨尊儒術，正是聽了大儒董仲舒的進言：“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就是說，從社會到思想都要統一，這是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如今不同的思想同時流行，人們各持已見，意見不統一，不利於國家的大一統。他一臉媚相地對皇帝說：“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春秋繁露》）
這些全中國最深刻、最智慧的思想家的思想成果，實在令人恐怖和汗顏。我們發現，後世的專製君主不過踐行了他們主張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他們的思想精華得到後世帝王更徹底的貫徹，那麼中國人民的精神災難恐怕要數倍於以後的真實曆史。
如果比較一下同時代的希臘人，我們就會發現，我們這個民族在思想源頭上，是多麼地先天不足。
希臘人崇尚個性，崇尚自由。他們也深刻認識到，隻有尊重和容忍他人的自由和個性，才能保持自己的自由和個性。所以，他們具有高度自覺的寬容精神。公元前431年伯裏克利所作的《論雅典之所以偉大》中說，“我們提倡的是我們所傾心的自由，涉及到日常的生活，如果我們的鄰居想走他自己的路，我們決不會對他產生怨言”。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希臘“城邦雖然不容忍它境內主權的分割，對他鄰邦的獨立卻是容忍的”。希臘的每一個城邦都有自己的鮮明個性，並以此為自豪。
中國的諸子百家往往都自以為是真理的化身，以為自己的理論已經解釋了宇宙間的一切問題，他們唯我獨對，唯我獨革，唯我獨尊，竭盡全力要吃掉對方，用自己的主張統一天下人的思想，建立一個思想專製的“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清一色局麵。在辯論的時候，他們都表現出強烈的專製傾向，相互攻擊，並且隻攻一點，不及其餘。墨子在攻擊儒家的“足以喪天下者四政”時，把儒家的厚葬、重樂也包括其中，末免過於誇大其辭（見《墨子·公孟》），而對孔子重視人的教育、人的修養等思想精華，卻“唯恐聞其美也”。楊朱貴我，墨程貴兼，雙方也是相互攻訐，水火難容。至於孟子說的“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