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君無父，是禽獸也”。則更是從攻其一點發展到謾罵了，實在缺乏學術研究的寬容和客觀的風度。
而希臘的哲學家大都保持著偉大的謙遜，當別人認為蘇格拉底是雅典懂得最多的人的時候，他卻說：“我所知道的是我一無所知。”他進一步解釋這句話說：很多人以為自已有知識，其實並沒有知識，而我卻知道自己沒有知識，正是在這點上，可以說我比他們更為智慧。
認識到自己思維的局限性，認識到理性能夠突破人的狹隘和愚昧，認識到反思能夠促使人修正錯誤，不斷向完美前進。這正是西方哲學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
（第四節）君主專製製度的分娩過程：戰國改革運動
皇帝製度的另一個標誌是建立在郡縣製基礎上的中央集權。這也不是秦始皇的發明，而是在秦始皇出生前大約一百年，就由商鞅變法奠定了。
在“重建權威”“尊崇權威”“思想一元化”這些“複古”的大方向上，諸家學派達成了統一。但是在達到這些目標的手段上，他們出現了分歧。
孔子的方案是全麵複古，讓一切都回到西周初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井井有條局麵。這種逆向操作顯然隻能是一個天真的夢想，所以，雖然他跑遍各國，“幹七十餘君”，卻仍然“莫能用”。
老子的方案更為荒誕。他希望“絕聖棄智”，放棄所有的文明成果，返歸原始社會的“小國寡民”時代，使人們老死不相往來，重新過起蒙昧的生活。這個方案更缺乏可操作性。
更多的人想到用新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大動蕩打破了人們對祖先、鬼神、傳統的迷信。法家改革派應運而生。他們針對西周大一統專製的缺點，提出了最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思路。
我對韓非子的好感可以追溯到中學時代。高三語文課本中那一篇《五蠹》，觀念新穎、語言潑辣、邏輯嚴謹，一下子就征服了十七歲的我。韓非子的思想顯得那樣“現代”和“進步”：上古、中古、今世，世界不斷變化，政治自然需要改革。“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
從此，韓非子就以一個思想大膽、開闊、有力的思想家形象印入我的腦海。
而在此之前，初中曆史課本就已經奠定了我對商鞅的敬仰之情。還記得教學輔導書中規定的學習商鞅變法的目的：“學習改革家堅忍不拔的意誌和崇高的品格，增強對社會的曆史責任感；認識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意義。”在我的最初印象裏，以商鞅為代表的戰國時期的改革家，都是一群憂國憂民、為民請命、欲救民於水火之中的有強烈民族責任感和危機感的“民族脊梁”。正是他們的大膽舉動，有力地推動了“曆史的進步”。
是啊，即使是現在重翻戰國改革的史料，一股排山倒海、橫掃一切的氣勢仍然撲麵而來。從公元前七世紀到公元前四世紀，改革成了中國社會的主旋律。管仲以富國強兵為目的，在齊國首先舉起改革大旗，接著，李悝在魏國，趙烈侯在趙國，吳起在楚國，商鞅在秦國接連興起改革大潮。各國爭先恐後，大刀闊斧地改革自己的內政外交。每一次變法，都會催生一個引領風騷的強國，每一次變法，都會引起周圍國家的連鎖反應。一部戰國史就是爭與變的曆史。“便國不必法古，利民不循其禮”“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這樣痛快爽直的語言一破有史以來中國古人言必法先王，行必遵古訓的迂腐沉悶之氣，讓人耳目一新。而這些改革者張揚自我的作風，打破一切條條框框的勇氣，不避鋒芒、敢為人先的魄力和摧陷廓清、翻天覆地的氣勢確實也為中國人的整體人格特征增添了許多亮色。應該說，戰國時期的改革大潮催生出許多“現代因素”。
不過，隨著閱讀的深入全麵，春秋戰國時期改革家的“另一麵”漸漸顯露，讓我們對他們的“曆史功績”不得不重新判斷。
雖然相隔遙遠，聲息不通，中國和希臘這兩大文明的早期曆史脈動卻保持著某種微妙的同步性。正如公元前五世紀前後，中國和希臘幾乎同時誕生了一大批思想家一樣，公元前四世紀左右，希臘和中國不約而同地進入了改革時代。在管仲、李悝、趙烈侯、商鞅掀起一波比一波猛烈的改革大潮之時，在遙遠的古希臘，梭倫、克利斯提尼、厄菲阿爾特、伯裏克利也傳遞著改革的接力棒。這兩大改革浪潮，都成功地應對了當時的社會危機，同時也促使兩大早期文明完成了重大而深刻的轉型，對兩大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不過，令人意外的是，這種影響卻是完全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