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現代過程中遇到國民素質問題，是“後發國家”的普遍現象。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知識分子也紛紛痛批傳統日本人明哲保身、事不關己、自私自利，那聲調聽起來和梁啟超們如出一轍：
“人民……一切隻聽從政府，不關心國事。結果，一百萬人懷著一百萬顆心，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對一切公共事務漠不關心……終日惶惶唯恐沾染是非，哪有心情去考慮集會和議論！”在韓國等其他後發國家，對國民性的討論一度也非常熱烈，韓國人也曾經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差勁、最沒希望的民族，許多知識分子都提出了國民性改造方案。“改造國民性”，似乎是大部分後發國家需要麵對的共同問題。
那麼，怎麼改造國民性呢？
梁啟超的思路是，通過“自高而低”的“國民運動”，喚醒沉睡著的民眾。隻要每個中國人都“一朝悔悟”，培養起公德意識，國家意識，尚武精神，成為“新民”，自然就可以建立新製度：
“苟有新民，何患無新製度？無新國家？”
他提出的具體方案，就是由像他這樣的已經“醒過來”的精英們，通過辦報紙、辦學校、寫小說、寫劇本等方式，來對民眾進行啟蒙。梁啟超尤其推崇小說等藝術作品震動人心的力量，他極力鼓動知識分子們去寫小說寫劇本，用老百姓最喜聞樂見的方式去進行啟蒙：“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有新小說乃有新世界”，“小說勢力之偉大，幾乎能造成世界矣”。
“先更新國民性、後更新製度”的這個次序，聽起來很有道理：國家是由無數個人組成的。如果每個人都“自我更新”了，那麼整個國家也不就脫胎換骨了嗎？從整體上改變整個國家很難，但是從微觀去改變一個人，就容易多了。梁啟超認為這是改造中國的不二法門。他說：“今日之中國，實不宜‘輕言’政治運動，須從文化運動、生計運動、社會改良運動上築一基礎，而次乃及政治運動”。就是說，一定要通過文化運動提高了中國人的素質後，再來談製度建設和政治改革。
其實這是典型的中國式思維，也就是儒家所謂的“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每個人心都“正”了，這個國也就“治”了。這是一種乍一看很正確、細一想很謬誤的邏輯。很不幸，在國民性改造史中，這個中國特色的偽邏輯成了主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