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曆史上，似乎還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這樣對自己的國民性深惡痛絕。也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掀起過轟轟烈烈的國民性改造運動。從晚清開始，中國人就堅信，隻有徹底挖掉罪孽深重的劣根，中國人才能浴火重生。魯迅、柏楊、龍應台，一代代精英杜鵑啼血，反思、批判、痛罵甚至詛咒國人的劣根性；從梁啟超、陳獨秀到胡適，各派知識分子們苦心積慮，提出種種國民性改造方案；從孫中山、蔣介石到毛澤東，一代代掌權者更發起多次運動，或者“訓練民眾”，或者強製人民“新生活”，或者“狠鬥私心一閃念”，試圖塑造一代全新的中國人。可惜，迄今為止，梁啟超沉痛批判的那些國民性缺點，大部分還鮮活地紮根在社會深處，而且在某些方麵還有愈演愈烈之勢。
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百年國民性改造史，看看問題出在哪裏。
中國精英們痛切感受到國民性問題，是在戊戌變法之後。
被西方堅船利炮轟開大門以後，中國人一直在苦苦思考失敗的原因。
人們的第一個反應，是武器不行。花巨資購買了最新式軍艦，結果甲午海戰中仍然一敗塗地。
痛定思痛，精英們認為關鍵是政治製度，於是又發起戊戌變法，結果百日而敗。精英們得出的第三個結論，是“國民性”不行：沒有好的國民，無法建立新製度。就好比沒有堅固的地基，建不起參天大廈。
梁啟超回顧戊戌變法期間，他和其他政治精英竭力呼號於廟堂之上，舉國卻如夢如睡，鮮有應者。變法被慈禧太後鎮壓之後，數萬萬民眾也仍然昏昏如睡，沒多少人認識到這場變法與自己的命運息息相關：敢情整個變法不過是他們幾個人唱了一出獨角戲。這種情形，用麥孟華的話說，就是“中國民氣散而不聚，民心默而不群，此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沒有民眾的配合，任何政治改革都無法進行；沒有合適的土壤，再好的種子也無法生根發芽。因此，梁啟超提出了新的救國理念：一個國家改良的前提，是先培養出新型的國民。這就是“新民說”的由來。1902年前後，梁啟超以《新民說》為題，連篇累牘地寫了大量文章，痛陳中國國民性的問題。這些文章如同野火燎原，在中國知識界引起強烈反響，國民性改造運動從此興起。
當然，國民性這個詞並不是梁啟超創造，而是晚清以來闖入中國與沉睡千年的中國人迎麵相撞的西方人首創。這些老外羅列了許多感性的詞彙，比如“麻木”“遲鈍”“欺瞞”“精明”“迷信”“不精確”……用來表達他們對中國的第一印象。這些描述失於雜亂感性，其中許多還自相矛盾。而梁啟超的總結無疑比老外們係統得多。他認為，中國人的第一個缺點是“奴隸性”，甘於忍受暴君異族的統治，不敢起來反抗；第二個缺點是一盤散沙，不團結，隻重私德，不重公德；第三個缺點是“民智低下”“智慧不開”，依賴成性，遇事退縮，缺乏尚武精神和進取氣質。梁啟超的思維焦點很清楚，他所總結的這些，都是長期專製統治在中國人身上留下的與現代政治文明不適應的烙印。梁啟超說，中國要變成一個憲政國家，中國人就要從過去的“老百姓”變成“現代公民”，要培養起國家意識、公德意識和尚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