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和魯迅的兩種不同主張，決定了中國國民性改造的兩條不同道路。
第一條道路，是通過製度“漸進改良”之路。另一條道路，則是“思想改造”之路。
一九四九年以前，胡適是中國思想界的主流人物。他引領一時之風雲，不但在思想文化領域開風氣之先，在政治運作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局麵形成的基礎，是胡適的政治思想與當時執政者的政治思路有不謀而合之處。
因為與胡適同樣有著長期的西方社會生活經驗，對西方的政治文明有著切身的體會，孫中山也得出了與胡適相同的結論，那就是要用製度來訓練國民。胡適認為，“憲政必須從幼稚園下手”，一步步地加以學習實踐。孫中山認為，中國人從臣民到國民，必須經過一個“訓政”期，即對民眾進行政治製度的訓練培養時期。孫中山說：“我中國人民久處於專製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訓政時期以洗除其舊染之汙，奚能享民國主人之權利？此袁氏帝製之時勸進者之所以多也。”民眾學習民主，就如同幼兒學步一樣，需要保姆的把持。他把革命黨比喻成“新民”的保姆：“民國之主人者，實等於初生之嬰兒，革命黨者即產此嬰兒之母也。既產之矣，則當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訓政時期者，為保養、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後還之政也。”
1917年至1920年間，孫中山總結革命經驗與教訓，在《建國方略》一書中提出了中國製度建設三步走的構想，也就是通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在中國逐步建立民主憲政製度。
第一步是軍政時期，要通過暴力革命從軍閥手中取得政權。第二步是訓政時期，在這個時期內，施行約法，建設地方自治，以促進民權發達。在此基礎上才能開始第三時期，也就是憲政時期。
為培養國民參政能力，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專門撰寫了《民權初步》，舉凡國民集會、選舉、社團章程、議事日程具體要求、步驟、方法等都做了詳細說明和規定。孫中山樂觀地認為，隻要有“良師益友”也就是革命黨的耐心引導，程度幼稚的中國國民很快會成熟起來：“中國今日之當共和，猶幼童之當入塾讀書也。
然入塾必有良師益友以教之，而中國人民今日初進共和之治，亦當有先知先覺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訓政之時期，所以為專製入共和之過渡所必要也，非此則必流於亂也。”
孫中山的這一社會改造思路與胡適的“製度先行論”一定程度上相當合拍。這就決定了胡適其後成為國民黨的“諍友”，成為推動國民黨在漸進憲政之路上前行的主要文化力量，以至於死後，胡適被國民黨奉為“文化聖人”。不過，在胡適與國民黨相遇之初，雙方卻是“不打不相識”，爆發過一場激烈的遭遇戰。
1926年，蔣介石揮師北伐，開始統一中國的步伐。1928年，張學良東北易幟，至少在表麵上，蔣介石統一了中國，完成了孫中山規劃的第一步，“軍政時期”。1928年，蔣介石召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務會議，宣布“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不久就製定了《中國國民黨訓政綱領》。
對國民黨戰勝北洋軍閥，胡適等人是歡欣鼓舞的。但是，1929年國民黨通過的這個《訓政綱領》，卻讓他們大跌眼鏡。《訓政綱領》沒有多少推進民主建設的實質內容，卻開宗明義地強調了訓政時期“以黨治國”的原則。1931年，蔣介石更以《訓政綱領》為核心，製定了《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在約法中規定，國家大權統攬在國民黨手中，而黨權又集於蔣介石一人之手。這樣一來，蔣介石所謂的“訓政”，就淪為了一黨專政、個人獨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