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等民主派知識分子大失所望，他們發現，蔣介石這個隻有日本短暫留學經曆的中專生身上有著太過濃烈的傳統專製氣息。
由他來主導的訓政，很難走上“憲政”之路。因此，胡適在1928年創辦《新月》月刊，與同仁發起“人權運動”，抨擊國民黨專製統治，《新月》生存到1933年被國民黨政府查封為止。1932年5月胡適又創辦《獨立評論》，繼承《新月》之風，宣傳民主憲政和自由人權。胡適在《獨立評論》的發刊詞中說：“我們叫這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個人思考的結果。”正如這篇發刊詞所宣布的那樣，通過發表政論，胡適和他的朋友們以獨立知識分子的身份，對國民黨展開了長期的、激烈的批評。
在國民黨成為中國主人不久的1929年，胡適就發表了《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直截了當地批評國民黨身上的陳舊氣味。他說，連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長都推行白話文教育，而國民黨當國之後，發公文居然還用文言文。對於國民黨的言論控製，胡適批評起來更是不客氣：“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而總理遺囑不可不讀”，“在思想言論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今日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國民黨宣布要在全國實行“一個主義”不久，胡適就發表文章，不留情麵地批判國民黨的思想獨裁。胡適尖銳地指出：“三民主義成為一黨的經典，這種一時的議論很可以助長頑固思想，養成誇大狂理，而阻礙新思想的傳播”，“今日的國民黨到處念誦‘革命尚未成功’，卻不想促進思想之變化，妄想做到思想的統一。殊不知統一的思想隻是思想的僵化，不是某思想的變化。用一個人的言論思想來統一思想，隻可以供給一些不思想的人的黨義考試夾帶品，隻可以供給一些黨八股的教材，決不能變化思想，決不能靠此‘收革命之功效’”。
除了批評國民黨政權外，胡適還多次點名批評了蔣介石。在《人權與約法》一文中，胡適舉蔣介石本人的例子說明國民黨如何侵犯人權：“如安徽大學的一個學長，因為語言上挺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隻能到處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隻能求情而不能控訴，這是人治，不是法治。”
這是批評蔣介石把個人置於法律之上。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中，胡適寫道：“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訓練，政府也需要訓練。人民需要‘入塾讀書’，然而蔣介石先生，馮玉祥先生，以至於許多長衫同誌和小同誌，生平不曾夢見共和政體是什麼樣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讀書’罷？”也就是說，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領導者，其實都不懂什麼叫民主共和，都需要老老實實地背起書包、坐進課堂，從ABC學起。
這些“雷人”言論之激烈，在近代以來某些曆史時期，足以被抓進監獄。有人說魯迅不敢直接批評蔣介石，而胡適敢，這些事實證明確實如此。這些言論自然也引起了大權在握的國民黨的強烈反應。國民黨內一時群情激憤，尤其一些中下層黨員，更是激動地紛紛呈請“輯辦”胡適。他們利用輿論優勢，把“反革命”“反黨”“反動”“帝國主義的走狗”等種種帽子撲天蓋地地扣到胡適頭上，掀起一股圍剿胡適的大潮。國民政府也飭令教育部出麵“警告”胡適，並迫使胡適辭去中國公學校長一職，倉皇離開上海。曹聚仁認為“胡適的處境在那時期，並不比魯迅更自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