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民性改造問題上，蔣介石也表現出兩麵性。一方麵，他認同孫中山通過軍政、訓政、憲政三步最終還政於民，將民眾訓練成現代公民的總體思路；另一方麵，他卻迷戀專製、集權手段，本能地喜歡統一思想、整齊劃一、用政治力量控製一切。因此，在進行國民性改造時，他創造性地發明了“運動改造法”，即強製性地掀起政治運動來改造國民性。
和大轉型時期每一個政治家一樣，蔣介石對國民性問題也十分重視。蔣介石也對中國國民性進行過激烈的批判，他的批評集中在中國人“沒有國家民族的觀念”、一盤散沙、自私自利、苟且偷安、缺乏尚武精神等方麵。他痛切地說：“百年以來中國在不平等條約重重壓製之下，國民道德的墮落，民族自信的喪失，已到了極點。”他痛斥國民性中的落後部分：“外國人比我們中國人為冷血動物。唉，我們國家衰弱，民族凋敝，至此已極，可恥已極了。”中國人“不僅是學問道德差，就是言語行動態度上，也配不上給外人看”，“也可以說是不配做現在世界上的人，不能算一個現在世界上的人”。
和孫中山一樣，蔣介石認為改造國民心理是國家建設至關重要的問題，要建立新國家，首先要訓練出“新國民”，“現在我們的國家之所以衰弱危殆到這個地步”，“不是武力不夠”，“是一般國民不能‘明禮義，知廉恥’做成一個真正的‘人’。外國人欺侮中國，就是欺侮我們一般中國人不知努力做‘人’！如果我們能教好一般國民，個個都能做成功‘人’，外國人一定不敢再來欺侮，任何外來強大的敵人，我們都不必怕，都可以抵抗他！”
雖然具有兩麵性，但在具體的改造路徑上，蔣介石卻輕製度建設，重思想教育和政治運動，原因很簡單：製度建設見效慢，道德教育、政治運動則可以立竿見影。所以，他首創以搞運動的方式，拔苗助長地改造國民性。具體地說，就是發起“新生活運動”，開創了近代以來自上而下的“運動群眾”的先河。
蔣介石認為，一個國家國民性弱點具體表現在生活的方方麵麵。“一個國家的國民性，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就是由一般人基本生活的樣法可以很明白的表現！也隻有從一般人的基本生活實況，才可以看透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真精神！”他總結中國人生活習慣的第一個缺點是“汙穢”，什麼東西都肮髒不堪；第二是散漫，一切的行動都是隨隨便便，毫無紀律。第三是“懶惰”，尤其是不知道遵守時間；第四是“頹唐”，精神萎靡，體格羸弱。蔣介石說，這種生活是要不得的“鬼生活”。
蔣介石認為，中國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於全國國民之生活形態始終無所改進”。所以欲完成革命，非改革中國人的生活習慣不可。1934年，蔣介石在南昌發起了“新生活運動”，希望用從上到下的政治力量，來刷新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精神麵貌。
蔣介石手訂了《新生活運動綱要》與《新生活須知》，對國民生活的方方麵麵都進行了林林總總繁瑣詳細的規定，比如關於吃飯，蔣介石就提了這樣具體的要求：“食貴定時，莫態口服。飲具須淨，食物須潔；要用土產，利勿外溢。遇酒勿酗，食量有節；飲嚼無聲，座比正席；飯屑骨刺，毋使狼藉。宴客聚餐，相讓舉筷。注意微菌，生冷宜戒。鴉片屏絕，紙煙勿吃。恥養於人，自食其力。”
這僅僅是冗長的綱要的一小節。除此之外，規矩遍布一個人生活的方方麵麵，比如升降國旗要敬禮，唱黨國歌要起立，要遵守時間、愛惜公物、尊老愛幼、不隨地吐痰便溺、不罵人打人……用當時人的話說，是“不厭其詳”。
“新生活運動”的發起，顯示了蔣介石在改造中國問題上的急切心理。新生活運動“欲以最簡單最急切之方法，滌除我國民不合時代不適環境之劣根性，以求適合於‘禮儀廉恥’”，“培養從前所未有而近代國民所必須有之德性”。中國傳統型政治領袖在政治操作中通常都有一種基於“精神決定物質”理論的浪漫主義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