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訓練須考慮實戰的需要。即陣法訓練成熟後，需習臨戰之用，士兵不但要掌握各種新式武器裝備的使用技術和戰術，通曉它們的構造原理和性能，避免拘泥於操場上的練習和紙上談兵，而且還要能靈活運用所學的新知識，在戰場上勇猛搏戰，克敵製勝。如果練習要隘攻防作戰，就必須到要隘之地，練習駐守和進攻，隻有反複訓練，才能守必固，攻必克。
此外，《兵學新書》還用較多篇幅，論述了各種先進的軍事技術問題。諸如後裝槍炮的構造與使用、野戰溝壘的建築、了望哨所的構築，以及新出現的軍事鐵路工程技術問題等。
其三，講究新兵學不能隻限於購買新式軍火與聘請外國將弁教練官兵，追求表麵上的槍炮更新和操練整齊，隻學其皮毛而遺其精藝。隻有集中國有誌之士，盡智竭能，自行講求新兵學之精義，得其要領，窺其全豹，才能把官兵練成勁旅，使列強不敢欺淩我中華。
《兵學新書》係出自科學家徐建寅之手，故對全部軍事問題的論述，都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其定性論述比較合乎事理，其定量分析亦較為精確無誤。“不載吉凶占驗諸異說，可謂集近時兵學之大成，得古今教民之深意矣”(張羅澄《兵學新書·序》)。
《兵學新書》是徐建寅在吸收西方軍事學最新成果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國情、軍情編寫的第一部新型兵書，對改革清軍的作戰訓練方法，改造中國傳統的兵學體係，均有其重要作用。然而對於積弱已久、行將崩潰的清王朝來說，有些主張，是難以實現的。
《兵學新書》著述於中日甲午戰爭(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以後，其時，國家和民族蒙受著巨額的賠款和割讓大片領土的恥辱，社會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西方列強瓜分中國之勢愈演愈烈，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徐建寅麵對如此嚴重的形勢，焦慮萬分，憂心忡忡，以自己科學家特有的敏感和責任心，研究軍事，揮筆著書。《兵學新書》就是他從軍事上探討救亡圖存的全部主張和措施的結晶。
首先，他把強兵作為救世之先策。在當時的中國什麼是挽救危亡的急務？徐建寅認為，“救世之策，莫若兵學為先”(《兵學新書·凡例》)。在正常情況下，國家變法維新之政端在富強，富強之基始以學問，設學堂以培材，講工商以致富。但是，唯中國積弱之名已布四鄰，列強覬覦之心日亟，如果等待人才學成以後再致富，致富以後才自強，那就好像是從容拯溺，揖讓拒寇，於時無救了。為此，他提出了欲圖存須自強，欲自強須備戰，備戰必練兵，練兵以禦外侮的主張。而練兵禦侮，必須上下一心，“君臣上下，通國民人，心誌相孚，聲息相通，一德一心，雖欲不強不可得矣”。要這樣做，就須“詳訂章程，設立議堂，講求兵學，選練民兵，難臻禦侮之功，而期自立自效也”(《凡例》)。以上所講即是徐建寅編寫《兵學新書》，講求兵學，練兵備戰的要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