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製度包括軍隊的編製體製、各級武官的設置、兵員的征集等。除一般兵書的論述外，還有不少專著，如《曆代兵製》、《補漢兵誌》、清朝的《皇朝兵誌考略》，以及專題兵製《古代兵符考略》等。軍事法規包括曆代的各種條例、律令，如《尉繚子》的“重刑令”、“伍製令”，《武經總要》中的“賞格罰條”，清朝的《八旗則例》、《工部軍器則例》等法規性條例。
明朝後期，海警與邊患並起，為適應守土保國的政治需要，趙士楨便上奏朝廷，提出了防海備邊、禦倭拒虜的戰略，建議朝廷大力發展火器，以“張國威”，以“挫凶鋒”。同樣，清朝後期，西方列強侵略中國，清軍屢戰屢敗，為適應抵禦外侮的政治需要，魏源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戰略方針，建議造堅船，製利炮，練精兵，以為製夷之用。晚清朝廷也在救亡圖存的呼聲下，推行軍事自強政策，企圖借此達到維護清王朝統治的目的。
人類對戰爭和政治關係的認識，是隨著曆史的發展而加深的，它們之間的本質聯係，雖然直到19世紀初，才被普魯士軍事家克勞塞維茨科學地揭示出來，但是中國軍事家在2000多年前就已經對此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令後人欽佩不已。
通觀曆代兵書著述家的論著，在論述建軍治軍問題時，幾乎都一致主張國家須建立一支由良將統率的精兵。他們所稱道的良將既要智勇雙全，文武兼備，又應具有智、信、仁、勇、嚴、忠、理、備、果、戒、約等優良品德和修養。他們所讚賞的軍隊則是由精選的士兵組成，具備訓練有素，紀律嚴明，賞罰公平，服從命令，人心齊一，士氣高漲，作戰勇敢，拚死效力，舍生忘家，敢冒鋒刃等精神。由這樣的將帥和士兵所組成的軍隊，便能無敵於天下。“嶽家軍”和“戚家軍”便是這種軍隊的典範。
指人對戰爭的看法和態度。對此，曆代軍事家都有明確的看法，而且隨著曆史的發展不斷深化。孫武在開宗明義的《孫子兵法·計篇》中，明確指出：“兵者國之大事”，當政者“不可不察”，鮮明地反映了其“備戰”、“慎戰”的戰爭觀。吳起則分析了戰爭的五種起因，要求人們以不同的態度對待之。司馬穰苴則提出了“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殺人安人，殺之可也”；“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等至理名言，充分反映出司馬穰苴主張以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譴責窮兵黷武，告誡忘戰者必危的戰爭觀。竹簡《孫臏兵法》則闡發了孫臏“戰勝而強立”，“樂兵者亡”的辯證觀點。徐建寅針對列強論兵不論理，挾勢稱兵，恃強淩弱的侵略本性，強烈呼籲“全國上下一心講求兵學，練兵備戰”，以打退列強的侵略。這些論述，充分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文人誌士，熱愛和平，反對戰爭，不畏懼戰爭，用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的美德。
軍事技術包括兵器、戰車、戰船、軍事築城、軍事通訊、軍事交通、軍事航海等內容。對這些問題的論述，在通論性的兵書中隻是點到為止，未做詳論。在綜合性兵書《神機製敵太白陰經》、《武經總要》、《武備誌》、《兵學新書》中，則列有專題門類。在軍事技術專著中則論列詳盡而係統，從設計製造到戰場使用，幾乎無所不包。冷兵器專著有《耕餘剩技》、《古今刀劍錄》；火器專著有《神器譜》、《火龍經》、《西法神機》、《火攻挈要》、《炮法求新》(中譯本)；涉及戰車的著作有《車營扣答合編》；戰船專著有《龍江船廠誌》、《清江船廠記》、《南船記》、《兵船汽機》(中譯本)；軍事工程專著有《守城錄》、《營城揭要》和《營壘圖說》(中譯本)。在上述兵書中，既論述了製器和用器、造車和用車、造船和用船、築城和攻守城的指導思想，以及堅持創新、力求精益求精、熟練技巧和靈活運用的觀點，又詳盡闡述了兵器、戰車、戰船的形製構造，以及軍事築城和其他軍事工程的規製、構築方法、各種樣式作戰中的技術和戰術，還有不少附圖示意，供製造和使用者參考。
中國曆代兵書內容博大精深，論述宏闊，它既包括戰爭、軍事和政治、經濟、科學技術諸方麵關係的內容，又包括戰爭、軍事領域內諸方麵的內容。主要有下列幾個方麵。
所有的兵書都幾乎從各自不同的角度論述了這方麵的內容。通過政治訓練，使將帥具有良好的將德，士兵具有守土保國、為國獻身的精神；通過軍事訓練，使將帥具有良好的將能，士兵具有熟練的技術和戰術；通過陣法訓練，使將帥具有布陣的才能，士兵具有熟悉各種作戰隊形的本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