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類論述，大多集中在明清時期的各種專著中。如明朝的《九邊考》、《九邊圖說》、《九邊圖論》、《九邊圖考》、《山海關誌》、《三關誌》、《四鎮三關誌》、《籌海圖編》、《海防圖論》，清朝的《洋防說略》、《防海新論》(中譯本)、《江防圖考》、《江防考》、《江南經略》、《江防總論》等。這些專著既闡發了邊海(江)防思想，又列舉了邊海(江)防的沿革和圖表。
中國曆代軍事家在探討戰爭和軍事問題時，都無不同政治聯係在一起。它們的內容和表述方式，雖然隨著時代的演進和麵臨的形勢不同而有所區別，但是戰爭要服從政治的需要，政治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首要因素等基本觀點是始終不變的。春秋戰國時期，為適應群雄爭霸的政治需要，各諸侯國紛紛實行富國強兵政策。孫武把“道”(即政治)和“主孰有道”，看成是稱雄爭霸和決定戰爭勝負的首要因素。闔閭納其言，取得了“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的霸主地位。吳起建議魏文侯“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改革政治，加強軍事。文侯用其計，開創了“辟地四麵，拓地千裏”的強盛局麵。吳起到楚國後，楚悼王用其計，遂威震四方。《淮南子·兵略訓》認為，“地廣人眾，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隻有“修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才能使諸侯順服。可見該書是把實行仁政，看作是國家強大的根本條件的。
戰爭是力量的競賽，經濟是戰爭賴以進行的基礎。戰爭會給國家民族造成巨大的資源消耗，沒有充裕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要想奪取戰爭的勝利不僅是難以想象的，而且還有敗亡的危險，孫武就提出“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的告誡，所以曆代軍事家都主張要把強兵建立在富國的基礎上。孫臏在與齊威王探討強兵的問題時，明確提出了“富國”是“強兵之急”的主張。管仲在《管子·治國》篇中指出：“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即隻有國家富裕，才能建設一支強大的軍隊；隻有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才能戰勝敵人；隻有戰勝敵人，才能守土保民，拓地開疆。我國長期以來都是以農立國，農業經濟占主導地位，通常所說的富國也就是指五穀豐登，倉廩充實的富足景象。所以李筌說，在沒有戰爭的年代裏，國家要“勸農桑，農桑勸則國富。國不法地不足以成其富，兵不法謀不足其成其強”。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效法西漢大將趙充國(公元前137—前52年)，大力發展屯田事業，實行寓兵於農的政策，使邊地有“儲積之饒”，軍士“無乏糧之虞”，保證了建明戰爭和統一戰爭的勝利。明清時期還出現了專論後勤軍需的《遼東軍餉論》、《軍需則例》等專著。
除上述闡述的問題外，曆代兵書還論述了間諜偵察、軍事曆史、軍事地理、軍事天文、軍事氣象、軍事占候、軍醫、軍馬、軍屯戍邊及鄉約民防等問題。其論著有《孫子兵法·用間篇》，《二十一史戰略考》、《讀史兵略》、《十七史百將傳》、《廣百將傳》、《讀史方輿紀要》、《灰畫集》，《紀效新書》、《兵錄》和《武備誌》、《醫方備要》和《神器譜·倭情屯田議》等。
從《孫子兵法》到《兵學新書》，均提出了適應時代需要的作戰指導原則，既有一般的也有特殊的。歸納起來大致有戰前的謀劃和部署，作戰中的應變措施，戰爭結束時的善後處理等方麵。戰前的謀劃是要求戰爭指導者，須在充分估量和分析敵我雙方力量對比，即“知彼知己”的基礎上，做出周密的部署和應變的措施，掌握奪取戰爭勝利的主動權；其最高的要求便是爭取獲得孫武所說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結果。在戰爭進行中，戰爭指導者要善於通觀戰爭的全局，照顧戰爭發展的各個階段和各個方麵；要善於因天(時)、因地(地理、地利)、因敵、因我、因戰(不同的作戰樣式)、因器(敵我雙方所用的兵器)的不同而隨時變化戰法，切不可拘泥死板，套用陳法，食古不化。在戰爭結束時，要做到勝不驕，敗不餒，即勝利要總結經驗，尋找不足之處，以利再戰，並教育部眾對民秋毫無犯，善待戰俘，敗則要吸取教訓，整軍補瑕，力求再戰時轉敗為勝。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