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代兵書因記載了豐富、罕見的史料而具有特殊的意義和價值。如《六韜》中軍隊指揮機構的組成人員及其分工和職責、作戰使用的戰車和其他各種武器裝備、陰符和陰書。唐朝李淳風在《乙巳占》中記載的測定風向和風力的“相風銅鳥”、用雞毛編製的風向器。《武經總要》中的指南魚和最早的三個火藥配方。《守城錄》中的噴射式長竹杆火槍。《練兵實紀》中的飛槍箭、飛刀箭、飛劍箭等“三飛箭”(見圖20)。《武編》中的水底雷。《神器譜》中的火繩槍。《兵錄》中的釘篷火箭與各種火藥配方。《武備誌》中的《鄭和航海圖》、火龍出水與神火飛鴉(見圖21、圖22)等各種火箭。這些創造性的成果，其他典籍都沒有記載。
中國曆代兵書論述的問題，不僅包容了軍事領域內的各個方麵，而且還旁及其他諸多學科，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和深遠的曆史價值。主要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麵。
中國曆代凡是有所作為的賢明君主和政治家，都教育其臣、子攻讀兵書，鑽研兵法。三國時吳主孫權，見呂蒙不讀兵書，便命其擠出時間攻讀《孫子兵法》、《六韜》；呂蒙受教不違，刻苦攻讀，遂成為智勇雙全的名將。宋朝政治家範仲淹，以“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勸導隻憑血氣之勇而缺少智謀的狄青攻讀兵書。狄青遵從其教誨，通讀曆代兵書，成為宋代通曉兵陣戰法的名將。南宋抗金名將嶽飛，在貧寒中苦讀《孫子兵法》和《吳子》，為將後，長於謀略，善於治軍，用兵虛虛實實、奇奇正正，不拘一法，臨機製勝，一生經過120多次戰役，未嚐一敗。他的“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之名言，則是其熟讀兵書與活用兵法理論的總結。三國蜀主劉備，在臨終前曾遺詔其子劉禪，要研讀《六韜》、《商君書》。可歎扶不起的阿鬥，既置父訓於不顧，又違孔明之師教，整日嬉戲遊浪，導致國亡地失，丟掉了乃父艱難創立的基業，為後人所恥笑。宋仁宗恐將帥“鮮古今之學”，故特組織曾公亮等人編纂《武經總要》，讓將帥鑽研，使他們能“識為將之體”。
每一種兵書，既總結了前人的經驗，又指導其後的戰爭。孫武得益於《軍誌》、《軍政》而成功。韓信(見圖18)因活用《孫子》“形人而我無形的”原則，在臨晉渡口調集戰船，佯示必渡的假象，而隱蔽其在臨晉上遊百餘裏的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以簡易渡河器材木罌偷渡的企圖，結果取得大破魏軍，俘虜魏王豹，盡得魏地的勝利。縱觀曆代功成名就的軍事家，他們除在戰爭實踐中發揮自己的創造才能外，絕大多數都是熟讀兵書，鑽研兵法，得益於兵法理論的提高。孫武鑽研兵法，成就13篇巨著，終成“兵聖”。吳起棄儒習兵而與孫武齊名。孫臏臏足而修兵法，創造了圍魏救趙的著名戰例而名垂史冊。諸葛亮(見圖19)自幼熟讀兵書，輔佐劉備，用兵如神，成為後世最崇敬的大軍事家之一。所以明代的唐萬齡在其所著的《閑暇清論》中說：“讀書而不能成為名將者有矣，未有名將而不讀書者也。”此說是符合曆史事實而顛撲不破的。
自宋朝始，兵書已成為規範官兵訓練和進行武學教育的教材。宋仁宗時期，朝廷先後設立武舉和武學，並下詔校定《武經七書》，作為武學教學和舉士的教材，直到明清時期仍相沿不變。明朝後期，戚繼光為規範“戚家軍”的訓練，除繼續沿用行之有效的兵書外，還親自編寫了《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使“戚家軍”的戰鬥力遠在其他部隊之上。清朝後期的曾國藩，在基本沿用這兩部教材的基礎上，編練湘軍。中日甲午戰爭後，聶士成、張之洞、袁世凱等統兵大員，都紛紛編寫新型兵書，作為清軍進行軍事教育和訓練的教材。徐建寅編著的《兵學新書》，就是適應當時教育訓練需要的教材。清代後期創立的各類陸軍和海軍學堂，也相應編寫了新的軍事教材。這些教材實際上就是學習西方軍事學的兵書，既有軍事理論，又有軍事技術內容，成為中國傳統兵學向新型兵學過渡的重要標誌。
中國曆代兵書所論述的決策、謀略、任將、治軍等思想和指揮藝術，常被其他領域所借用，這種做法近年來日益增多。日本企業家大橋武夫寫了一本《用兵法經營》的書，倡導人們用《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去進行商貿競爭。古都美在《怎樣當企業領導》中，把《孫子兵法》中的“道”視為企業的基本方針，“天”是經濟氣候，“地”是企業的位置、市場、資源、勞動力等因素，“將”是管理人才，“法”是企業的規章製度等，以此管理企業，必然成功。在體育界，已經有人把用兵之道變為切實可行的訓練之法。在醫學等其他領域，也有借用兵法原則而獲得成效的事例。
圖19三國時期軍事家諸葛亮
圖20三飛箭
圖18漢初軍事家韓信
圖22神火飛鴉
圖21火龍出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