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關於進行戰爭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它們注重對戰爭中各種矛盾和對立事物的分析，如敵我、彼己、主客、治亂、離合、銳惰、賞罰、貧富、動靜、進退、攻守、速久、疾緩、勝敗、虛實、堅瑕、奇正、輕重、避就、圍闕、專分、利害、優劣、勇怯、剛柔、智愚、安危、存亡、險易、廣狹、遠近、眾寡、強弱、勞逸、飽饑等，並能通過這種分析，充分認識並巧妙運用這些矛盾雙方的消長和轉化，把握戰機，奪取勝利。
中國曆代兵書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自的特點，概括說來，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麵。
通觀曆代兵書，可知在中國軍事領域中，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已得到較早和較快的發展，並以其特有的形態和方式，影響和充實著中國古代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的發展。
中國曆代兵書雖然不是哲學或軍事哲學專著，但是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卻閃爍在字裏行間。
中國兵書起源較早，自《軍誌》、《軍政》算起，迄今已有2700多年的曆史，《孫子兵法》問世也有2500多年，這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所無法比擬的。古希臘曆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約公元前484—前425年)所著的《曆史》(又譯作《希臘波斯戰爭史》)，是歐洲最早的一部軍事曆史著作，它的成書年代不但遠晚於《軍誌》和《軍政》，而且也晚於《孫子兵法》。之後，古希臘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約公元前460—前395年)所著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色諾芬(Xenophon，約公元前430—前354年)所著的，古羅馬的愷撒(G.JuliusCaesar，公元前102—前44年)所著的《高盧戰記》和相繼問世，它們的成書年代明顯地晚於《孫子兵法》。在亞洲，印度孔雀王朝開國皇帝的大臣考底利耶(Kautilya)，約於公元前4世紀著成一部帶有軍事內容的《政事論》，其成書年代也遠在《孫子兵法》之後。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直到17世紀初，歐洲處於中世紀的黑暗年代，其間流傳下來的有價值的軍事著作甚少。中國則不同，從公元前6世紀到17世紀初，其間出現了兩次兵書著述高潮，有數百部乃至上千部各有特色的兵書問世，即使是在兩次高潮之間的低穀時期，也有一些著名兵書流傳至今。17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中國兵書著述雖然受挫，但是也有著名的兵書傳世。至19世紀後期，在西方軍事科學、文化的衝擊下，中國又出現了從傳統的著述方法，轉向以翻譯和著述新兵書並重的方法，出現了兵書發展的第三次高潮。由此可見，中國曆代兵書的發展，源遠流長而持續不斷。它既不像古希臘、羅馬和印度那樣，在瞬息閃爍之後便光消焰滅；也不像有些國家那樣，於資本主義到來之前，在兵學論壇上還一無所聞。
其四是強調充分發揮人在戰爭中的主觀能動性。通過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使自己轉劣為優，趨利而避害，揚長而避短；消減敵人的優勢而加重其劣勢，擴大敵人的不利而縮小其有利，削弱敵人的長處而暴露其短處。《孫子兵法·虛實篇》中的“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計篇》中的“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等，都是關於通過戰爭指導者的主觀努力，促使戰爭的形勢向著有利於己而不利於敵之轉化的精彩論述。所以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第192頁中說：《孫子兵法》“是古代一部優秀的兵書，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學著作。”像《孫子兵法》這樣的精彩論述，在其他的兵書中也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