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在2700多年中，不但創造了優秀的軍事文化，而且也吸收了其他國家和民族的軍事文化，使之融合成為中華民族新的軍事文化。中華民族對西方軍事文化的吸收，始自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的明末時期。其時，以大學士徐光啟、光祿寺少卿李之藻、兵部主事孫元化、登萊副總兵張燾和焦勖為代表的中國科學家，因明朝抗擊後金軍的需要，先後以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龍華民、畢方濟，葡萄牙的陽瑪諾，德意誌傳教士湯若望等人為橋梁，在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同時，也引進了西方的火炮製造與使用技術，並由孫元化著成《西法神機》，由焦勖著成《火攻挈要》。這兩部著作以西洋火炮(明朝稱“紅夷炮”，清朝稱“紅衣炮”)的製造與使用為重點，且兼論了火炮與冷兵器相結合的技術和戰術，至此，新的兵書著述方法開始為我國所采用。19世紀後期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時期，以翻譯西方軍事技術為重點而兼有軍事理論的書籍，在我國大量流傳。中國軍事學家在吸收新鮮營養的基礎上，開始努力著述融合中西之長的新型兵書，以徐建寅為代表的《兵學新書》，便是這種努力的最初的重要成果。
在中國兵書流傳到日本國的同時，也傳到了朝鮮和越南等國。朝鮮在我國明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刊印了李淳所撰的《校定孫子文三卷》朝文本，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的《新刊增注武經七書直解》朝文本，《曆代將鑒博議》朝文本，以及其他10多種研究中國兵書的朝文本。此外，越南則有《孫子兵法》和《六韜》等兵書的越文本。泰國、馬來西亞、緬甸、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國家和地區，也分別有《孫子兵法》的泰文、馬來文、緬文、希伯萊文、阿拉伯文等文本。
繼法國之後，俄國於1860年出版了俄譯本《中國將軍孫子對部將的訓示》。1955年，蘇聯國防部出版了西道連科翻譯的《孫子兵法》俄文本，在蘇聯及東歐產生了重要影響。
無論是中國傳統的兵書，或者是吸收西方成果的兵書，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而無瑕疵的，我們在吸取其有益的養分之時，也必須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和資產階級鼓吹擴張、侵略的內容。本書在介紹曆代兵書時，雖未加以一一列舉，但希望讀者在閱讀原著時，要吸取其精華而揚棄其秕稗〔bibai筆敗〕。
中外軍事文化交流的曆史說明，中華民族和世界其他國家民族創造的優秀文化，通過互相吸收和融合，又各自形成了本國和本民族新的軍事文化。徐建寅的《兵學新書》如此，美國戰略家福斯特和日本東京都產業大學教授三好修，根據《孫子兵法·謀攻篇》的思想，且建立在核武器基礎上的戰略理論，稱之為“孫子核戰略”亦是如此。由此證明古代的兵學，隻有吸收時代發展的新鮮內容，才能保持其長久不衰的生命力。而新的軍事學也必須包容人類在數千年戰爭實踐中所取得的，並經過檢驗而顛撲不破的真理性內容，才能不斷向前發展。這就是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思想，至今仍被各國明智的軍事家所推崇的原因。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