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字畫，平時卷放在恒溫地下大廳內。夏天天氣熱，空氣潮濕，溫度高，字畫出了地庫容易返潮，所以在夏天字畫是不能進行展覽的。每年春秋的時候，工作人員才會把它們拿出來，在自然環境裏晾一兩天。如果這個時候有展覽，可能就會短時間展覽幾天，過幾天再放回地庫。故宮的地下文物庫，除專門從事文物保護的技術人員外，一般工作人員不準進入。而且，其具體方位也不做標誌，即便在故宮裏工作的人，多數也不知道它的具體位置。
故宮的古字畫盡量做到輪流展出，不過從1949年以來，總共展出的字畫也不超過一萬幅。原先每年的宋元名畫大展的一個目的是為了曬畫，現在有了地庫，恒溫恒濕，不用再曬畫了，觀眾接觸名畫的機會相對來說就更少了。
在書畫收藏上，以前有個不成文的規定，故宮博物院收藏晚清以前的作品，而中國美術館收藏晚清和民國之後的作品。然而，發展到後來，這個不成文的規矩也漸漸變得模糊了。比如，傅抱石先生的家人就把傅抱石先生的遺作無償捐給了故宮博物院，而鄧拓先生則把家藏的書畫作品捐給中國美術館。
國寶輾轉入台始末
台北故宮博物院是1965年台灣當局為紀念孫中山先生百年誕辰，在台北市郊建中山紀念堂時，同時建成的。當年11月，中山紀念堂、故宮博物院同時宣布開放。
自1933年起，故宮古物南遷，跟隨古物的一批學者和行家裏手，押運著近兩萬箱故宮曆代皇帝收集的無價之寶，在飽受戰火蹂躪的中國，往來跋涉一萬多公裏，未曾遺失或打碎一件古物。古物的六分之一計2972箱，約239000餘件，於1948年運到台灣。
1924年11月5日，中華民國政府限令18歲的清末代皇帝溥儀半日後離開紫禁城皇宮。溥儀離去後兩周，一小批大學教授和學者由學生協助開始點查宮內的珍寶。工作人員中，那誌良19歲，剛離開校門；吳玉璋20歲，是位大學生。幾百萬件古物都要清點登記，除了瓷器、玉器、銅器之外，還有一部共七萬九千多卷的《四庫全書》。清點工作進行了近一年之久。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成立，自明代中葉以來，不準老百姓擅入的紫禁城就此開放。到了1931年，日本侵占了東三省，他們一下子就距離北平隻有240公裏。政府通知博物院把最有價值的藝術品速行南運，以策安全。
要決定什麼應該運走，什麼要留下，是個艱巨的任務。那誌良說：選件固然重要，如何保護古物不會因撞擊、受潮、過幹和白蟻為患而損壞又是另一回事。最後我們把北平城內的古玩專家找來，教導正確的包裝方法。裝箱的工作差不多進行了一年多時間。1933年春才竣事，共裝了19557箱，每箱1米長、高和寬均為50厘米。由火車南運，由若幹工作人員押運。除了專家和武裝守衛之外，列車上並沒有其他客人。
1933年2月5日晚間，從紫禁城到車站沿途，日落時分就開始戒嚴。那誌良回憶說：“他們吩咐我們，要等到天黑才起運。由幾十輛板車輪流運往車站，由軍隊護送，沿途軍警林立，板車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駛，街上空無一人，除了車子急馳的轆轆聲之外，聽不到一點兒別的聲音，使人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大家連夜靜靜工作，把全部箱子裝上兩列火車，黎明時分開車南下。一路隻在添煤、添水時停車，那誌良說：“每次停車，我們就下車沿著鐵軌由前跑到後，把每個車箱的封條，都檢查一次。”
兩天後，載運古物的列車到了浦口，停在靠邊的軌道上。那誌良說：“軍隊守衛列車，一直守了一個月。因為南京沒有適當地方收藏這些國寶。”最後，由水路把這批國寶運往上海。在上海存放了近4年。在這個時期，南京擴建朝天宮以貯存這批國寶。
1936年底，朝天宮擴建工作完成，工作小組也就留在南京辦公，還計劃舉行展覽會。但抗日戰爭在1937年7月爆發了。7月29日日軍占領北平，這時南京也有危險。中國政府遷往長江上遊的重慶，並下令撤退古物。
同時撤運所有的古物根本不可能。工作人員分為三隊。他們要盡快分途離開南京，到達目的地後，靜候戰爭結束。
那誌良隨同第一隊離開了南京。這隊的80箱古物由船和卡車運往1000公裏外的長沙湖南大學圖書館。不久又接到命令要他們離開長沙。
“這真是英明之見。”那誌良說，“我們離開才不過一個月，湖南大學就被轟炸，夷為平地。”
幾星期後，向西南走了930公裏到安順縣，在城外找到一個天然洞窟。他們把洞窟加固，在洞裏建辦公室和貯藏庫。至此這一隊長途跋涉已經一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