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魯迅與友人
魯迅有不少友人，其中與鬱達夫（1896——1945年）、瞿秋白（1899——1935年）、劉半農（1891——1934年）、林語堂（1895——1976年）的父往，最令人回味。
魯迅與鬱達夫的初識，是1923年的二月。當時鬱達夫正在北京的長兄鬱華（1884—1939年）家中過年。他應周作人之邀，與魯迅同席。十天後，鬱達夫特地在東興樓飯館宴請魯迅。彼此印象均很好。鬱達夫在《過去集·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中寫道：“魯迅為人很好，有什麼說什麼，也喜歡喝點黃酒。”魯迅在《偽自由書·前記》中則回憶道：“我一向很回避創造社裏的人物。這也不隻因為曆來特別地攻擊我，甚而至於施行人身攻擊的緣故，大半倒在他們的一副‘創造’臉……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創造’似的。我和達夫先生見麵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麼一種創造氣，所以相遇之際，就隨便談談。”此後不久，他倆同在北京大學任教，逐漸成了親密朋友。魯迅比他年長十五歲，鬱達夫對他很尊敬，以亦師亦友待之。他曾熱心地向創造社同仁郭沫若等推薦過魯迅的《阿Q正傳》、《故鄉》等小說，郭沫若甚至說過：“鬱達夫之於魯迅更有點近於崇拜。”
他們還共同關心窮困的文學青年、後來成了著名文學家的沈從文（1902——1988年），鬱達夫寫了《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為沈從文呐喊鳴不平；魯迅則打算邀請沈從文共同選印新作，以示獎掖。後來雖因沈從文去了武昌，這個計劃未能實現，但魯迅、鬱達夫在關心青年人才方麵的古道熱腸，促使彼此加深了了解。鬱達夫回上海後，在創造社、太陽社以“左”的“革命”麵貌圍攻魯迅時，鬱達夫在《對於社會的態度》一文中，卻旗幟鮮明地說：“我總認為以作品的深刻老練而論，他（魯迅）總是中國作家中的第一人，我從前是這樣想，現在也這樣想，將來總也是不會變的。”
1933年一月十日，魯迅給鬱達夫寄去一封信及兩幅字，條幅上寫的是他寫的兩首詩。其一是《答客誚》：“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晡者，回眸時看小於菟。”其二是：“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紅涴戰袍。澤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離騷。”同時，魯迅也請鬱達夫不吝墨寶。一個多星期後，鬱達夫寫了一首詩，親自去北四川路拜訪魯迅，當麵交給他。這首詩是：“醉眼朦朧上酒樓，彷徨呐喊兩悠悠。群氓竭盡蚍蜉力，不廢江河萬古流。”這對魯迅是多麼崇高的評價！魯迅和鬱達夫在文學事業上的相互支援、共同合作，是親密無間的。1928年夏天，兩人合編《奔流》月刊創刊，圖文並茂，印刷甚佳。他們合力支持黎烈文（1904——1972年）辦好《申報》的“自由談”專欄，發表了多篇雜文。他倆都是“左聯”的發起人。
魯迅善作舊詩，但最為人稱頌的一首，即是1932年“達夫賞飯，閑人打油”的一首。十月五日，鬱達夫、王映霞夫婦設宴於聚豐園，同席有柳亞子夫婦等。魯迅到來時，鬱達夫問候說：“你這些天來辛苦了吧！”魯迅即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作答。鬱達夫笑謂：“看來你的‘華蓋運’還沒有脫。”不料這句玩笑話給魯迅以啟示，說：“給你這樣一說，我又得了半聯，可以湊成一首小詩了。”席散以後，魯迅應柳亞子之請，於十月十二日，為他寫了一個條幅，這就是著名的所謂“閑人打油”的七律《自嘲》：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
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正如郭沫若（1882——1978年）在《〈魯迅詩稿〉序》一文中所說，此詩中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雖寥寥十四字，對方生與垂死之力量，愛憎分明，將團結與鬥爭之精神，表現倶足。此真可謂前無古人，後啟來者”。1933年四月二十五日，鬱達夫移家杭州。這是魯迅不讚同的，曾經勸阻，但未能奏效。魯迅非常關心鬱達夫在杭州的處境，八個月後，王映霞在上海求魯迅寫字，魯迅便乘機在四幅虎皮宣紙上，每幅兩句，寫了《阻鬱達夫移家杭州》這首詩：
錢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
墳壇冷落將軍嶽，梅鶴淒涼處士林。
何似舉家遊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
魯迅深知杭州是官僚盤踞的封建巢穴，黑暗、腐朽，勸鬱達夫切不可在此久住。後來，不出魯迅所料，鬱達夫果然被黑暗勢力所包圍，弄得家破人亡。魯迅去世後，鬱達夫在1938年於湖北漢壽很沉痛地寫了《回憶魯迅》的文章，十分懊悔地說：
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時候，（魯迅）也曾寫過一首詩送我，頭一句就是：
“錢王登假仍如在。”這詩的意思，也曾對我說過，指的是杭州黨政諸人的無理的高壓。……我悔不聽他的忠告，終於搬到杭州去住了。結果不出他所料，被一位黨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這一位吃黨飯出身、積私財至數百萬，曾經呈請中央黨部通緝我們的先生，對我們做出比鄰人對待我們老百姓還更凶惡的事情……倘若鬱達夫聽從魯迅的忠告，不去杭州，他後半生的曆史，就會是另一番光景，很可能不會毀家，因而也就不會出走南洋，犧牲在海角天涯的日寇屠刀下。
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袖之一，也是位優秀的翻譯家、作家。1931年一月，他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受到王明的打擊，被排斥於中央領導層之外。他隻好一麵養病，一麵從事翻譯並參加“左聯”的工作，開始與魯迅交往。1932年十一月下旬，瞿秋白、楊之華（1900——1973年）夫婦至魯迅家中避難。過了幾天，魯迅從北京省親返滬，見麵後，即傾心暢談。
住了一個多月後，由當時在上海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的陳雲親自到魯迅寓所，將瞿秋白夫婦轉移他處。臨別時，他再三叮囑秋白：“今晚上你平安到達後，明天叫個人來告訴我一聲，免得我擔心。”次年二月初，瞿秋白夫婦住所情況不妙，又第二次避難到魯迅家裏。他們共同選編了《肖伯納在上海》一書，假托野草書屋名義，自費出版。一個月後，瞿秋白夫婦搬到一個較安全的住所，魯迅去看望。瞿秋白將魯迅用洛文署名相贈的對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掛在牆上。二人友誼之深，於此可知。楊之華在五十年代曾深情地回憶道：
魯迅幾乎每天到東照裏來看我們，和秋白談論政治、時事、文藝各方麵的事情，樂而忘返。……秋白一見魯迅，就立刻改變了不愛說話的性情，兩人邊說邊笑，有時哈哈大笑，衝破了像牢籠似的小亭子間裏不自由的空氣。我們舍不得魯迅走，但他走了以後，他的笑聲、愉快和溫暖還保留在我們的小亭子間裏。特別是魯迅留下來的書給秋白很多的安慰。
此後，瞿秋白又第三次在魯迅家中避難。但這次住的時間較短。從這年的春天到深秋，瞿秋白勤奮寫作，寫出幾乎與魯迅難分伯仲的雜文《王道詩話》、《出賣靈魂的秘訣》、《最藝術的國家》、《內外》等十二篇，經魯迅看過並修改，請人抄寫，用魯迅的名義發表，後均由魯迅編入《偽自由書》、《南腔北調集》、《準風月談》雜文集中，以利保存、流傳，成為文壇佳話。瞿秋白還在短時間內編成《魯迅雜感選集》，並作序；這篇序言，是早期研究魯迅的典範性論文，影響深遠。魯迅後來給曹靖華的信中，說：“我的選集，實係出於它兄之手，序也是他作，因為那時它寓滬缺錢用，弄出來賣幾個錢的。”
1935年初夏，魯迅接到瞿秋白在上杭獄中的信，魯迅曾打算變賣家產營救他，甚至發起公開營救的抗議運動，但他也覺得此事太重大，難有希望，“何能為”。他在給曹靖華的信中說：“聞它兄大病，且甚確，恐怕很難醫好的了；聞它嫂卻甚健。”“這在文化上的損失，真是無可比喻。”瞿秋白犧牲後，魯迅悲憤地告訴友人：“它兄的事是已經結束了，此時還有何話可說。”他在寫給胡風（1902—1985年）先生的信中，說打開瞿秋白的一包稿子，“有譯出的高爾基《四十年》的四五頁，這真令人看得悲哀”。為了紀念亡友，他扶病編輯瞿秋白的譯文，並囑托內山書店寄往日本，印成了兩冊精美的《海上述林》。上冊終於在魯迅生前出版。封麵上的書名和書脊及封麵上的作者名“STR”都是魯迅親筆書寫的，署“諸夏懷霜社校印”，“霜”是秋白的原名，意即全中國都在懷念瞿秋白。這對瞿秋白烈士，是永恒的紀念。
劉半農，詩人、語言學家。原名壽彭，後改名複，字半農，筆名含星、寒星等。江蘇江陰人。1907年入常州中學讀書。辛亥革命爆發後投身革命軍，後任報刊編輯。1917年應陳獨秀（1885—1942年）邀請任北京大學預科教員，參加《新青年》編委，從事文學革命。這是劉半農生命最閃光的時期。文學革命興起後，由於一時尚未顯示出影響力之大，開始沒有公開的反對者。《新青年》同人“頗以不能聽見反抗的言論為憾”，於是演了一出“雙簧戲”，由錢玄同化名王劉半農像敬軒，彙集了守舊派、複古派攻擊文學革命的種種論調，以他們的口吻擬了一封信；再由劉半農著文逐一駁斥，同時在《新青年》上刊出，算是對文學革命的反響。這期《新青年》出版後，反響熱烈。
魯迅在回憶文章中說：“……他到北京……是《新青年》裏的一個戰士。他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譬如罷，答王敬軒的雙簧信，‘她’字和‘它’字的創造，就都是的。這兩件，現在看起來，自然是瑣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單是提倡新式標點，就會有一大群人‘若喪考妣’，恨不得‘食肉寢皮’的時候，所以的確是‘大仗’。”他與劉半農相處很好，覺得“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按：指陳獨秀、胡適），卻親近半農。”
1926年，劉半農給上海的魯迅寫信，請他為自己發現並將重新付梓的清初小說《何典》作序，魯迅寫了，說當初曾在《申報館書目續集》上看到此書的提要，疑其頗別致，於是留心訪求，但苦無所獲。“今年半農告我已在廠甸廟市中無意得之，且將校點付印；聽了甚喜。……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麼報上罵半農了，說《何典》廣告怎樣不高尚，不料大學教授而竟墮落至於斯。這頗使我淒然……”雖然對半農丟開自己的學術專長音韻學，幹這種事，不無微詞，但他願意作序，表明了他與劉半農仍保持著友誼。但是，後來劉半農漸漸倒退，寫無聊的打油詩，嘲笑青年學子大學試卷上的錯別字，弄爛古文，甚至自承沒落。所有這些，都使魯迅痛心、反感，幾乎斷絕往來。但是，劉半農因去內蒙考察，患回歸熱病去世後，魯迅卻深深懷念這位有缺點的戰士、朋友的舊誼，憤然於一些人對劉半農的歪曲，著文嚴肅、公正地評價劉半農。他指出：
半農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廬隱兩位作家一樣，很使有些刊物熱鬧了一番。這情形，會延得多麼長久呢，現在也無從推測。但這一死，作用卻好像比那兩位大得多：他已經快要被封為複古的先賢，可用他的神主來打“趨時”的人們了。……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劉半農三個字，原因並不在他擅長音韻學，或是常做打油詩，是在他跳出鴛蝴派，罵倒王敬軒，為一個“文學革命”陣中的戰鬥者。……我並不在譏刺半農先生曾經“趨時”，我這裏所用的是普通所謂“趨時”中的一部分：“前趨”的意思。他雖然自認“沒落”，其實是戰鬥過來的，隻要敬愛他的人，多發揮這一點，不要七手八腳，專門把他拖進自己所喜歡的油或泥裏去做金字招牌就好了。
而在另一篇專文裏，則更以分明的愛憎、真摯的友情，鮮明地總結了劉半農的一生：
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這憎惡是朋友的憎惡，因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農，他的為戰士，即使“淺”罷，卻於中國更為有益。我願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免使一群陷沙鬼將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屍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
在魯迅一生中，他雖然憎惡，卻仍不失友情的，其聲名卓著者，當數林語堂是作家、語言學家。原名林和樂、林玉堂，筆名宰我、薩天師等。福建龍濱（今龍海）人。早年攻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後至北京大學任教。其後又去美國、德國留學，獲語言學博士學位。1922年回國後，再度任教北京大學。魯迅在北京時，與林林語堂墨跡語堂即有往來，而且不僅僅是文稿的邀約。林語堂敬重魯迅，魯迅去廈門大學教書，就是林語堂推薦的。“對於林語堂和‘論語派’，魯迅的了解最深，爭取、批評和鬥爭也最力。”魯迅肯定他當年寫的《剪拂集》，但對他創辦的《論語》所表現的不良傾向，則常常批評甚至鬥爭。他先後寫了《從諷剌到幽默》、《從幽默到正經》、《“論語一年”》、《小品文的危機》、《幫閑法發隱》等文章，指出金聖歎（？——1661年）式的“將屠戶的凶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式的幽默，實在是有害於世道人心。盡管如此，魯迅看在老朋友的分上，仍然給《論語》供稿，繼續寫了雜文中標題最長、令人難忘的《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及《王化》等雜文。1934年八月十三日，魯迅在給友人曹聚仁的信中，意味深長地說：
語堂是我的老朋友，我應以朋友待之，當《人間世》還未出世，《論語》已很無聊時，曾經竭了我的誠意，寫一封信，勸他放棄這玩意兒，我並不主張他去革命，拚死，隻勸他譯些英國文學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譯本於今有用，在將來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說，這些事等他老了再說。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於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並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我看是決不會的，我決不出難題給別人做。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了。
看近來的《論語》之類，語堂在牛角尖裏，雖憤憤不平，卻更鑽得滋滋有味，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來的。……對於林語堂，魯迅盡心盡力，雖常常道不同，卻仍相與謀，作為老友，他無負故人。
（三）魯迅與弟子
魯迅教過師範、大學，桃李甚眾。在老學生中，與他關係最密切的，當數孫伏園（1894——1966年）。
孫伏園原名福源，與魯迅同鄉。他在紹興初級師範學校讀書時，校長就是魯迅。民國元年（1911年）元旦這天，孫伏園是終生難忘的。陰曆十一月十三日的午飯時分，學校得到消息，說“革命政府今日成立於南京，改用陽曆，今日就是陽曆的元旦”。午飯後，魯迅召集全校學生談話，簡略地說明了陰陽曆的區別，及革命政府釆取陽曆的意義，末了宣布本日下午放假以示慶祝。孫伏園擔任他所在年級的級長，與魯迅有較多的接觸機會。魯迅有時候也自己代課，代國文教員改文，對學生多所鼓勵。有次孫伏園寫了恭賀“南京政府成立並改用陽曆為題的作文，魯迅很欣賞，寫下笑怒罵皆成文章”的八字評語。後來孫伏園說，“直到現在廿五年了，我對這八個字還慚愧”，他覺得沒能達到老師的期望。但一個青年學子，能得到校長兼老師這樣高的評價，至為難得，促成了他畢生從事文化工作，所寫雜文，也深得魯迅筆法。1918年，孫伏園進北京大學讀書，次年參加了偉大的五四運動。在魯迅等新文化的啟蒙者幫助下，他主辦的《晨報》副刊成了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1924年冬，他應《京報》總編輯邵飄萍（1884——1926年）的邀請，出任副刊主編，魯迅在此刊上發表的文章多達四十餘篇。孫伏園不時寫信向魯迅請教，魯迅則回信教誨，有時則主動給孫伏園寫信，提出建議。如1923年元月十二日，給孫伏園寫信謂：
伏園兄：
今天《副鐫》上關於愛情定則的討論隻有不相幹的兩封信，莫非竟要依了鍾孟公先生的“忠告”，逐漸停止了麼？
先前登過的二十來篇文章，誠然是古怪的居多，和愛情定則的討論無甚關係，但在別一方麵，卻可作參考，也有意外的價值。這不但可以給改革家看看，略為驚醒他們黃金色的好夢，而“足為中國人沒有討論的資格左證”，也就是這些文章的價值之所在了。……至於信中所謂揭出怪論來便使“青年出醜”，也不過是多慮，照目下的情形看，甲們以為可醜者，在乙們也許以為可寶，全不一定，正無須乎替別人如此操心……
以上是我的意見：就是希望不截止。若夫究竟如何，那自然是由你自定，我這些話，單是願意作為一點參考罷了。
魯迅的《阿Q正傳》，是飲譽世界文壇的名著。但這部小說的成因，在很大程度上，是魯迅、孫伏園師生友誼的產物。1926年冬，魯迅在《〈阿Q正傳〉的成因》一文中寫道：
……這篇東西的成因，說起來就要很費功夫了。
那時我住在西城，知道魯迅就是我的，大概隻有《新青年》、《新潮》社裏的人們罷；孫伏園也是一個。他正在晨報館編副刊。不知是誰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欄稱為“開心話”的了，每周一次。他就來要我寫一點東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但我一向毫無寫他出來的意思。經這一提，忽然想起來了，晚上便寫了一點，就是第一章：
序。因為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第一章登出之後，便“苦”字臨頭了，每七天必須做一篇。……伏園雖然還沒有現在這樣胖，但已經笑嘻嘻，善於催稿了。每星期來一回，一有機會，就是：“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於是隻得做……終於又一章。但是，似乎漸漸認真起來了；伏園也覺得不很“開心”，所以從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藝”欄裏。……《阿Q正傳》大約做了兩個月，我實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似乎伏園不讚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會來抗議，所以將“大團圓”藏在心裏，而阿Q卻已經漸漸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園倘在，也許會壓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幾星期的罷。但是“會逢其適”，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於阿Q素無愛憎，我便將“大團圓”送去，他便登出來。待到伏園回京，阿Q已經槍斃了一個多月了。縱令伏園怎樣善於催稿，如何笑嘻嘻，也無法再說“先生，《阿Q正傳》……，”於此可見，《阿Q正傳》的寫作，從開頭到結束，與孫伏園的關係太大了。魯迅寥寥幾筆，就把他的弟子生動地展現在我們的麵前。孫伏園從《晨報》跳到《京報》，也是為了魯迅。1924年十月的一天，孫伏園將魯迅的打油詩《我的失戀》編入《晨報》副刊，在見報的前一天晚上，他看大樣時，發現魯迅的詩被代理總編輯劉勉己抽掉了，他氣憤至極，次日便辭去《晨報副刊》編輯，“以示抗議”。可見他對魯迅的感情是多麼深厚！魯迅對孫伏園的關懷，也是無處不在。他與孫伏園一起旅行時，常常給伏園打鋪蓋。伏園很感動，曾把這事比做耶穌替門徒洗腳。魯迅逝世後，他寫了《哭魯迅先生》，以後又陸續寫了回憶魯迅、分析其作品的文章，結集為《魯迅先生二三事》一書。孫伏園說魯迅“他永遠在奮鬥的途中”，堪稱知師之論。
三十年代，很多青年作家都尊奉魯迅為導師，魯迅對一些青年作家，也確實表現了無微不至的關懷，堪稱不是弟子勝似弟子，彼此間情誼深長。
蕭軍（1907——1988年）、蕭紅（1911——1942年）就是著名的一例。
蕭軍原名劉鴻霖，原籍遼寧義縣。筆名劉軍、田軍。蕭紅本名張乃瑩，又名悄吟，生於黑龍江呼蘭縣。蕭紅身世淒涼，在被哈爾濱一家旅館老板扣作人質的困境中，蕭軍泅水（當時哈爾濱正發大水）將她救出來，以後在一起同居。1934年五月，他們不堪日寇的欺壓，流亡青島。出於對魯迅的景仰，十月初，蕭軍給他寫了一封信，並附上蕭紅在青島寫成的長篇小說《生死場》手稿，和他倆合著的小說散文集《跋涉》，請求魯迅的支持和幫助。魯迅很快在十月九日就回了信，針對蕭軍信中“現在要什麼”的提問，告訴他：“不必問現在要什麼，隻要問自己能做什麼。現在需要的是鬥爭的文學，如果作者是一個鬥爭者，那麼，無論他寫什麼，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鬥爭的。”並表示“可以看一看”他和蕭紅的作品，告訴他倆自己的通信地址：內山書店轉收。魯迅的回信，給蕭軍、蕭紅帶來了巨大的希望。這個月的月底，蕭軍、蕭紅來到上海，住在市區的一間亭子間，不斷與魯迅書信往來。魯迅告誡他們，“上海有一批‘文學家’，陰險得很，非小心不可。”“稚氣的話，說說並不要緊，稚氣能找到真朋友，但也能上人家的當，受害。上海實在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們都看成虎狼，但也切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十一月三十日，蕭軍、蕭紅在內山書店第一次與魯迅先生會麵，交給魯迅蕭軍《八月的鄉村》原稿，魯迅還借給他倆二十元錢。蕭軍、蕭紅都很感動。會麵後，他倆寫了兩封長信給魯迅，魯迅在十二月六日即複了一封長信，很動情地寫道：
……我知道我們見麵之後，是會使你們悲哀的，我想，你們單看我的文章，不會料到我已這麼衰老。但這是自然的法則。……來信上說到用我這裏拿去的錢時，覺得刺痛，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個俄國的盧布，日本的金圓，但因出版界上的資格關係，稿費總比青年作家來得容易，裏麵並沒有青年作家的稿費那樣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緊。而且這些小事，萬不可放在心上，否則，人就容易神經衰弱，陷入憂鬱了。
來信又憤怒於他們之迫害我。這是不足為奇的，他們還能做什麼別的？我究竟還要說話。你看老百姓一聲不響，將汗血貢獻出來，自己弄到無衣無食，他們不是還要老百姓的性命嗎？
顯然，魯迅對蕭軍、蕭紅的才華、人品有了進一步了解，很快成了忘年交，對蕭紅更似乎有父女般的情義。1935年十一月六日，魯迅設家宴招待蕭軍、蕭紅，公開住處，歡迎他們隨時登門造訪。從此，蕭軍、蕭紅成了魯迅家的常客。蕭紅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更是每天吃好晚飯便去。他滿腔熱忱地給蕭軍的《八月的鄉村》作序，指出：
……·《八月的鄉村》……·嚴肅，緊張，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凡有人心的讀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魯迅看了蕭紅的《生死場》後，曾托人把這部稿子送到各方麵去“兜售”，希望能順利出版。但旅行了快近一年，也沒有找到出路。後來蕭軍、蕭紅“弄到了一點錢，決定把它作為《奴隸叢書》之三來自己出版了”。魯迅在《生死場》的序中說：
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紮，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生死場》，她才會給你們以堅強和掙紮的力氣。
《八月的鄉村》、《生死場》的相繼出版，受到了讀者的廣泛注目，奠定了蕭軍、蕭紅在文學界的地位，以後他們不斷有新作問世。1936年夏天，蕭紅隻身東渡日本。病中正發著燒的魯迅，特設家宴為她送行。1936年十月二十一日，蕭紅在東京得知魯迅去世的消息，哀痛至極，寫了散文《海外的悲悼》，還在當地日華學會會堂主持了文學青年悼念魯迅的活動。以後，她又寫出清純如山泉細流的散文《魯迅先生記》、《回憶魯迅先生》，追憶魯迅對她的關懷，她和魯迅一家的真摯友誼。1940年初，她拖著患肺結核、經常咳嗽、頭痛的病體，參加了香港文化界紀念魯迅六十誕辰的活動，並為這個活動撰寫了啞劇劇本《民族魂魯迅》。兩年後，她就在貧病交加中，孤獨地告別人間。蕭軍在得知魯迅去世的消息後，急忙趕赴魯迅家中，直奔樓上，跪在魯迅的遺體前，失聲痛哭。
魯迅對於韋素園（1902——1932年）、葉永蓁、葉紫（1912——1939年）、柔石（1902——1931年）、殷夫）（1909——1931年）等一大批作家，都伸出過友誼之手，成為他們的“人梯”。
1931年二月，柔石、李偉森（1903——1031年）、殷夫、胡也頻（1905——1931年）、馮鏗（1907——1931年）等五位青年作家被捕，後被國民黨秘密殺害於上海龍華。魯迅時正避難於旅館，聞訊後，悲憤不已，寫下這首著名的七律：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並在文章中寫道：“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裏，他們卻是走向刑場了……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其實，說是為了忘卻，正是為了永不忘卻，正是對烈士英靈最好的告慰。
七、郭沫若與瞿秋白
1935年二月，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排擠，被迫在紅軍長征後，以抱病之身留在蘇區打遊擊的瞿秋白（1899——1935年），於長汀被國民黨軍隊宋希濂部俘獲，關押在三十六師師部。在他就義的二十天前，他通過該師軍醫陳冰炎，給郭沬若寫了一封信。
沫若：
多年沒有通音問了，三四年來隻在報紙雜誌上偶然得知你的消息。記得前年上海的日本新聞紙上曾經說起西園寺公去看你，還登載了你和孩子的照相。……可憐的我們，有點像馬戲院裏野獸。最近你也一定會在報紙上讀到我的新聞，甚至我的小影，想來彼此有點同感罷？…………創造社在五四運動之後，代表著黎明期的浪漫主義運動，雖然對於“健全的’’現實主義的生長給了一些阻礙，然而它確實殺開了一條血路，開辟了新文學的途徑。而後來就像觸了電流似的分解了。……時代的電流是最強烈的力量，像我這樣脆弱的人物，也終於禁不起了。曆史的功罪，日後自有定論，我是不願多說，不過我想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盡量地披露出來，使得曆史檔案的書架上材料更豐富些，也可以免得許多猜測和推想的考證功夫。……·還記得武漢我們兩個人一夜喝了三瓶白蘭地嗎？當年的豪興，現在想來不免啞然失笑，留得個溫暖的回憶罷。願你勇猛精進！”
瞿秋白
一九三五、五、二十八汀州獄中
事實上，這封信正是寫於《多餘的話》完稿後七天。瞿秋白在信中，完全向郭沫若敞開心扉，直抒胸臆。如果沒有對郭沫若的高度信任和深厚友誼，他不會寫這樣的信。
郭沫若與瞿秋白的友誼，締結於1927年的大革命前夕。經曆了1925年的“五卅”慘案後，郭沫若與國家主義者的“孤軍派”、“醒獅派”論戰。1925年冬天的某日下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瞿秋白，在作家、詩人蔣光慈（1901——1931年）的陪同下，去上海郭沫若家中拜訪。後來，郭沬若在他的自傳《學生時代》中，記述了他們的見麵情形，說“秋白的麵孔很慘白，眼眶的周圍有點浮腫。他有肺病，我早是曉得的，看到他的臉色卻不免使我吃驚。他說，他才吐了一陣血，出院才不久”。他們就“孤軍派”、為已經恢複的《新青年》供稿等問題，暢談了一個多小時。1926年二月，郭沫若去了大革命的策源地廣州，而此行卻是瞿秋白推薦的。這一推薦，影響了郭沬若的一生。倘若沒有瞿秋白的推動，“郭沫若1926年以後的曆史就要改寫了”。郭沫若的參加北伐和南昌起義等，便無從談起。瞿秋白犧牲後，郭沫若深切地懷念著他。1939年七月十六日，在重慶紀念高爾基逝世三周年的大會上，郭沫若熱情奔放地朗誦了瞿秋白譯的高爾基的《海燕》詩。他在朗誦前，動情地說：“《海燕》歌的中譯文很多，但今天選的是瞿秋白先生翻譯的。瞿秋白先生在中國革命過程中，奉獻給我國民族了。今天紀念高爾基先生，朗誦瞿秋白先生的譯文，也是紀念瞿秋白先生。”1959年，郭沫若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瞿秋白筆名印譜》上題寫七絕一首：“名可屢移頭可斷，心凝堅鐵血凝霜。今日東方吹永晝，秋陽皓皓似春陽。”這是對瞿秋白烈士的深情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