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羅爾綱師徒充滿感情色彩的話，令人感動，但並無半點誇張。胡適是名流，家中常有貴客臨門。每當羅爾綱遇到這些客人，胡適給客人介紹時，總要隨口誇獎一兩句，既是鼓勵，更是安慰；有時家中有特別的宴會，胡適便預先通知他的堂弟胡成之，接羅爾綱去做客一天；羅爾綱回廣西探親返京，胡適一天兩次親自去火車站迎接；有時一天給羅爾綱寫兩封信，指導他的學業；甚至因病住在醫院，仍然在深夜伏案給羅爾綱寫信，具體指導他研究湘軍誌，並逐條列出十條要點；如此等等。胡適對羅爾綱的關懷，從學業到生活，都是無微不至的。
三、吳中四才子的深誼
明朝前期的江南唐寅（1470——1523年）、文征明（1470——1559年）、徐禎卿（1479——1511年）、祝允明（1461——1527年）被稱為“四才子”。他們在文壇、畫壇上具有重大影響，唐寅、祝允明更因民間傳說、彈詞、戲曲的渲染，至今仍是家喻戶曉的人物。自古文人相輕，但四才子之間，並不因各人均才高八鬥而互相輕慢，而是過從甚密，甚至患難與共，留下很多佳話。
唐寅，字子畏，又字伯虎，後改字子畏，自號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禪仙吏、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等。他是吳中畫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與大畫家沈周（1427——1509年）、仇英及他的好友文征明，在美術史上光芒四射，被稱為“明四家”。弘治十一年（1948年）應天府鄉試第一。當時座主梁儲（1451——1527年）對他的文章很欣賞，看罷考卷驚歎曰：“士固有若是奇者耶，解元在是矣。”除鼓勵慰勉外，返京後，還將故宮博物院藏他的文章推薦給次年會試主考程敏政觀看，並讚揚說：“其人局才，此不足以畢其長，惟君卿獎異之。”後來，唐寅即涉嫌和程敏政作弊，“交通題目”，被廢棄終身，程敏政亦被迫辭官歸裏。唐寅經受這場磨難後，深感仕途險惡，放浪形骸於酒色山水之中，詩文繪畫的名聲卻譽滿四海。在寧王朱宸濠的叛亂中，他故意佯狂酗酒，放誕無禮，得以保全清白，因而也給他帶來更大的名聲。他“頹然自放，謂後人知我不在此”，內心是孤寂的。
文征明，初名璧，以字行，後更字征仲，別號衡山。他在十六歲時，其父溫州知府文林卒，吏民醵千金致意，他全部退還，而因其父是位清官，無家貨，他穿的衣服都很破舊；朱宸濠曾重金禮聘，他辭病不赴；他的詩文書畫，成就很大，人皆寶之，但卻從不用來與富豪權貴做交易，周、徽等藩王“以寶物為贈，不啟封而還之”。可謂才華橫溢，鐵骨錚錚。他活到九十歲，堪稱人瑞，晚年經常告誡其子孫：“吾死後，若有人舉我進鄉賢祠，必當嚴拒之。這是要與孔夫子相見的，我沒這副厚臉皮也。”他的自謙、自律，足為世人風範。
祝允明，字希哲，號枝山，長洲人。“五歲作徑尺字，九歲能詩”，“超穎絕人，讀書過目成誦，巨細精粗，鹹貯腹筍”。弘治壬子（1492年）舉於鄉，後連試禮部不第，除興寧知縣，遷應天府通判，不久即辭歸。因其右手枝指，自號枝指生。他好酒色六博，善度新聲，有時還粉墨登場。海內慕其盛名，攜銀登門求文求字的，他動輒拒而不見，而等他冶遊時，“使女伎掩之，皆捆載以去”。回家不問七件事，得錢便在家中呼朋喚友豪飲，花光拉倒。出門時，往往屁股後麵跟著向他討債的人。去世時，幾乎連辦喪事的錢都沒有。
徐禎卿，字昌榖，一字昌國，常熟人，後遷吳縣。他“天性穎異，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精於詩歌，“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之類警句，傳誦一時。弘治乙醜（1505年）舉進士，由於其貌不揚，隻授大理左寺副，後因罪被貶為國子博士，卒時才三十二歲。史書評論他“詩鎔煉精警，為吳中詩人之冠，年雖不永，名滿士林”。
由此可知，上述四人皆非等閑之輩。幾人很早就相識。其中祝允明年齡居長，比唐寅、文征明大十歲，而這二位又比徐禎卿大約長十歲。唐寅和祝、文二氐，關係則更為密切。文征明的畫師承沈周，而唐寅也是沈周間接的學生。弘治十二年（1499年），唐寅卷進科場風波，身陷囹圄後，寫信給文征明，希望他看在友誼的分上，照顧自己的弟弟唐申，文謂：
……仆幸同心於執事者，於茲十五年矣。……吾弟弱不任門戶，傍無伯叔，衣食空絕，必為流莩。仆素論交者，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尚複何哉？唯吾卿察之！
後來又在給文征明的信中，真誠地袒露心跡，晚明小品文大家袁中郎（1568——1610年）讀後，非常感動地說：“真心實話，誰謂子畏狂徒者哉？”這封信的全文是：
寅與文先生征仲交三十年，其始也卯而儒衣，先太仆愛寅之俊雅，謂必有成，每每良燕必呼共之。爾後太仆奄謝，征仲與寅同在場屋，遭鄉禦史之謗，征仲周旋其間，寅得領解。北至京師，朋友有相忌名盛者，排而陷之，人不敢出一氣，指目其非；征仲笑而斥之。家弟與寅異坎者久矣，寅視征仲之自處家也，今為良兄弟，人不可得而間。寅每以口過忤責介，每以好飲遭鳩罰，每以聲色花鳥觸罪戾；征仲遇責介也，飲酒也，聲色也，花鳥也，泊乎其無心，而有斷在其中，雖萬變於前，而有不可動者。昔項橐七歲而為孔子師，顏、路長孔子十歲；寅長征仲十閱月，願例孔子以征仲為師，非詞伏也，蓋心伏也。詩與畫寅得與征仲爭衡；至其學行，寅將捧麵而走矣。寅師征仲，惟求一隅共坐，以銷鎔其渣滓之心耳，非矯矯以為異也；雖然，亦使後生小子，欽仰前輩之規矩豐度，由此可知，文征明平素生活很檢點，不肯涉足色情場所，與唐寅的浪蕩行徑，可謂大異其趣，但卻能道不同而相謀，並成為莫逆之交。據明人《焦窗雜錄》載，唐寅有時捉弄文征明，某次他先將妓女藏在舟中，然後邀文征明同遊石湖，酒半酣，唐寅高歌，叫妓女出艙進酒，文征明大吃一驚，執意離船而去，幾乎跌入水中，隻好臨時雇了一艘小船回家。
文征明與祝允明的交誼，在他們的上一代就已開始。文征明學字於祝允明的嶽父李應禎，李死後家貧無以為殮，就是由文征明的父親文林籌辦喪葬之費的。祝允明與唐寅更是情投意合，不是弟兄，勝似弟兄。唐寅早年放浪縱酒，祝允明規勸他，唐寅因此苦讀一年，得戴解元桂冠。唐寅卒後，祝允明哀痛至極，夢魂縈繞，寫了《夢唐寅、徐楨卿亦有張靈》、《哭子畏》、《再哭子畏》等詩，懷念之情，溢於字裏行間。他還親筆寫了《唐伯虎墓誌銘》，堪稱是他與唐寅友誼的實錄：
子畏死，餘為歌詩，往哭之慟；將葬，其弟子重請為銘，子畏餘肺腑友，征子重且銘之。……子畏糞土財貨，或飲其惠，諱且矯，樂其蓄，更下之石，亦其得禍之由也。桂伐漆割，害雋戕特，塵土物態，亦何傷於子畏？
餘傷子畏……有過人之傑，人不歆而更毀；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擯；此其冤宜如何已？……···子畏罹禍後，歸好佛氏，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
治圃舍北桃花塢，日般飲其中，客來便共飲，去不問，醉便頹寢。子重名申，亦佳士，稱難弟兄也。銘曰：
穆天門兮夕開，殄吾乘兮歸來。睇桃兮故土，回風衝兮蘭玉摧。不兜率兮猶徘徊，星辰下上兮雲雨漼。椅桐輪囷兮稼無滯槌，孔翠錯燦兮金芝葳蕤，碧丹淵涵兮人問望思。
大概是唐寅和祝允明都是性情中人，又是肺腑之交，製造了不少風流韻事，甚至直到今天，仍在民間流傳。如：唐寅曾夏天拜訪祝允明，剛好是允明醉後，裸體縱筆疾書，了不為謝。唐寅跟他開玩笑說：“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允明立即答道：“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可見他即使是醉了，也沒有忘記與唐寅的友情。他倆曾浪遊揚州，極聲伎之樂，把袋中的銀子花個精光。他們聽說鹽使課稅很重，因而宦囊幾乎撐破，便化裝成蘇州玄妙觀的道士，前去化緣，並自我介紹：別看我們是窮道士，認識的朋友都是名流，連我們蘇州大名鼎鼎的唐伯虎、祝枝山，都是我們的好友。您如果瞧得起我們，請隨意考考我倆。鹽使把手一指說，就以盆景牛眠石為題，共賦律詩一首。唐寅、允明當即一人一句，寫成一首：“嵯峨怪石倚雲間（唐寅），拋擲於今定幾年（允明）；苔蘚作毛因雨長（唐寅），藤蘿穿鼻任風牽（允明）。從來不食溪邊草（唐寅），自古難怪殺牧童鞭不起（唐寅），笛聲斜掛夕陽煙（允明）。”
耕隴上田（允明），鹽使大為欣賞，傳令蘇州府長洲、吳縣，出銀五百兩，作為修葺玄妙觀的費用。後來唐寅、祝允明趕回蘇州，設法取出這筆銀兩，召集好友與妓女暢飲數日。鹽使知道此事後，頗不悅，“心知兩公，然惜其才名不問也”。此事頗有傳奇色彩。
四人中，徐禎卿去世較早，但仍留下他與唐寅、祝允明等交好的篇章。他曾給唐寅寫小傳，盛讚他“雅資疏朗，任逸不羈”，並在傳末係讚詞一首，曰：
有鳥驕斯，高飛提提。飲擇清流，棲羞卑枝。俶蕩激揚，操比俠士。
超騰踔詭，又類君子。長鳴遠慕，顧命儔似。猥敘苦辛，仍要素辭。與子同心，願各不移。恒共努力，比翼天衢。風雨淩敝，水勿散飛。天地閉合，乃絕相知。
讚詞的最後四句，充分顯示了他對唐寅的深情。對於文征明，他也寫了小傳。讚美他“性專執，不同於俗，不飭容儀，不近女妓，喜淡泊。儔類有小過，時見排抵。人有薄技，亦往往歎譽焉。”並誦詩曰：“……磁石能引針，破礪乃獨堅。鸞鳳不從群，何況於高賢。含和而不同，聖哲所稱焉。飛蠅惡熱羹，最哉複何言。”他對文征明，實在是敬重之不暇。
這四位才子還有一位差不多共同交結的好友張靈。他字夢晉，吳縣（今蘇州）人，生卒年不詳。善畫人物山水，筆致秀逸；詩文也很清麗。他家境貧寒，卻生活狂放浪漫。史載：唐寅“與裏狂生張靈縱酒”雲雲，可見二人關係的密切。據他的好友之一徐禎卿記載，張靈“不為鄉黨所禮，惟祝允明嘉其才，因受業門下，嚐作文以厲之”。可見祝允明與他是亦師亦友。唐寅與他交誼最深。他倆還是郡學生時，有位鄞縣人方誌來督學，了解到唐寅的一些情況，企圖中傷，張靈得知後，滿臉愁容，唐寅問他為什麼如此愁眉不展？他答道：“獨不聞龍王欲斬有尾族，蝦蟆亦哭乎？”“令人忍俊不禁。他曾與唐寅、祝允明在虎丘冒著雨雪，假裝乞丐，唱蓮花落，討來錢後就買酒在寺中痛飲，還說此樂惜不令太白知之”張靈很不得誌，有時家中無隔宿之糧，父母及妻子終日愁思歎息，這樣的窘境，扭曲了他的性格，常常變得狂妄不近人情，唐寅卻能體諒他，不予計較。某日，有客去拜訪張靈，張靈正坐在豆棚下，舉杯獨酌，津津有味，竟不看來客一眼，其人含怒而去。接著去拜訪唐寅，告訴他張靈所為，責怪他的無禮，唐寅卻笑著說：“汝譏我！”這簡直是代朋友受過了。他對張靈的畫是很欣賞的，有時在他的畫上題詩，如：“綠崖入翠微，嵐氣濕羅衣；澗水浮花出，鬆雲伴鶴飛。行歌樵互答，醉臥客忘歸；安得依書屋？開窗碧四圍。”顯然與張靈的畫是珠聯璧合，水乳交融。
四才子對於一般的友人，也很重視交誼，對於老師，更念念不忘。如唐寅對他的座師王鏊（1450——1524年），一直感激不已。今日故宮博物院還藏有唐寅作“王鏊出山圖卷”，紙本墨筆，下署“門生唐寅拜寫”，畫出了王鏊的神韻，也畫出了唐寅對他的一往情深。
四、明末四公子的友情
明末四公子是指桐城方密之（以智）（1611——1671年）、陽羨（今宜興）陳定生（貞慧）（1604——1656年）、歸德（今商丘）侯朝宗（方域）（1618——1654年）、冒襄（辟疆）（1611——1693年）。他們的父親，都是晚明政治舞台上的名人。這四位書生，聯絡東林黨的後裔和在南方有很大影響的政治組織複社成員，互通聲氣，砥礪名節，議論朝政，反對宦官專權。明朝滅亡，福王朱由崧（？——1646年）在南京重建弘光小朝廷後，依然是閹黨阮大铖（1587——1646年）、馬士英（？——1646年）把持朝政，在殘山剩水間作威作福。不久，東林子弟顧杲、黃宗羲（1610——1695年）等在南京張貼反對閹黨的《留都防亂公揭》，震動朝野，陳貞慧、侯朝宗等都參與策劃，並在公揭上簽名。
明清之際的著名文學家吳偉業（1609——1671年）曾寫道：“……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於南中……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為三人，皆貴公子。定生、朝宗儀觀偉然，雄懷顧盼，辟疆舉止蘊藉，吐納風流，視之雖若不同，其好名節持議論一也。以此深相結。”可見是共同的政治抱負，使他們走到一起來了。他們常常聚會，甚至是“無日不連輿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铖，四人中，活得最長，被譽為“一代風騷主壇坫”的，是冒襄。入清後，他始終以遺民身份隱居不仕，家中的水繪園，有花木林泉之盛，是東南名園之一。他交友遍天下，從晚年裒輯的《六十年師友詩文同人集》來看，曾先後與他交好的文友有黃宗羲、倪元璐（1593——1644年）、董其昌（1555——1636年）、王鐸（1592——1652年）、錢謙益（1582——1664年）、陳繼儒（1558——1639年）、範景文（1587——1644年）、黃道周（1585——1646年）、徐乾學（1631——1694年）、施世綸等幾十位，幾乎囊括了明清之交即明末至康熙前期著名文學家、畫家、書法家、詩人的大半，可見其交友之廣。這沒有一腔熱忱是絕對做不到的。
冒襄的同時代人劉體仁，在《書水繪園二集後》一文中說：“士之渡江而北、渡河而南者，無不以如皋為歸”；“及家貧，猶不敢謝客，而身則皤然老矣”。這是冒辟疆一生的一個重要方麵。正如他的後裔著名老作家冒舒誣先生所說：“至於他和陳圓圓、董小宛的風流韻事，在辟疆的整個曆史上並不占重要地位。”當然，血濃於水。四公子之間的友誼，經受過明清易代之際巨大政治磨難的考驗，是一般朋友難以企及的。以侯朝宗來說，方密之送給他的一件衣服，他視如拱璧，愛不釋手。他在《與方密之書》中寫道：“以為笑樂”。……仆與密之交遊之情，患難之緒，每一觸及，輒數日營營於懷。及至命筆，則益茫然無從可道。猶憶庚辰，密之從長安寄仆廉絲之衣，仆常服之。其後相失，無處得密之音問，乃遂朝夕服之，無敦垢膩所積，色黯而絲駁，亦未嚐稍解而浣灌之，以為非吾密之之故也。乙酉、丙戌後製與今時不合，始不敢服，而薰而置諸上座，飲食寢息，恒對之唏噓。……衣可更也，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見吾密之，將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似焉，蓋仆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密之或他日念仆而以僧服相過，仆有方外室三楹，中種閩蘭粵竹，上懸鄭思肖畫無根梅一幅，至今大有生氣……當共評玩之。
他與陳貞慧更形似手足，親上加親。他有《送陳生歸義興》詩謂：“宛水中央一去船，清秋細草尚綿芊。東江族望多才俊，不及平原作賦年。”他曾住在陳貞慧家避過難，成了生死之交，並結為兒女親家：將自己的幼女許配給陳貞慧的次子宗石，舉行過訂婚儀式。他在《贈陳郎序》一文中寫道：
陳郎者，餘幼婿也。名宗石，字日子萬。……乙酉春正月，有王禦史者阿大铖意，上奏責浙直督府捕餘，餘時居定生舍，既就逮，定生為經紀其家事，瀕行，送之舟中，而握餘手曰：子此行如不測，故鄉又未定，此累累將安歸乎？吾家世與子之祖若父暨子之身無不同者，今豈可不同休戚哉，盍以君幼女妻我季子？餘妻遂與陳夫人置杯酒定約。
此時，朝宗女方三歲，貞慧子還比她小一歲。八年後，朝宗再訪宜興，宗石已十歲，聰敏健談，朝宗平素不能飲酒，竟高興得連連喝了幾大杯。並寫了一首《種鬆歌》贈宗石，加以鼓勵：“種樹當種鬆，生兒當生龍。鬆能參天三百尺，龍能騰地九萬重。君家小子無乃是，出揖丈人何從容。眼光奕奕逼我寒，問所讀書音如鍾。十歲抗首複伸眉，其意頗不肩吳儂。”
君家少保古哲人，我欲見之恨無從。爾翁當時稱有道，今住青門老為農。五陵佳氣詎遂無，善卷洞口暮采蘚。高義乾坤誰識得？定知有爾亢其宗。君不見洛陽桃李媚春風，三月開花作意紅。
“轉瞬落葉已辭枝，惟有霜皮傲崆峒。又不見鮒魚數寸口喁喁，陂澤江海不相通；才欲過河旋涸轍，陳維崧像安知首尾接空濛。”朝宗對貞慧的長子、著有《湖海樓集》的詩人陳維崧（1625——1682年，字其年，號迦陵），也很讚賞，寫了《陽羨歌答陳生》詩給他，末段是：“……君不見大梁侯生遊吳越，霜吹兩鬢侵馬骨，人生相見如參商，細記壬辰冬十月。”詩中絲毫未擺世叔的架子，很珍視他與下一代的友誼。後來，陳貞慧病故，陳維崧屢應鄉試不中，去投奔他父親的老友冒襄，在他家讀書做客，而且一住十年，與冒襄酬唱，相處甚歡。顯然，明末四公子的友情，在他們的下一代，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五、納蘭性德與顧貞觀的千古絕唱
納蘭性德（1655——1685年），初名成德，後避東宮嫌名，改曰性德，字容若。其父是權傾一時的太傅明珠。他十七歲時補諸生，次年舉順天鄉試，康熙丙辰（1676年）應殿試，賜進士出身，選授三等侍衛，不久晉一等。自幼穎慧，尤喜填詞。好交友，為人排憂解難，往往“謀必竭其肺腑”。
江南文士嚴繩孫（1623——1702年）、顧貞觀（1637——1714年）、陳維崧、薑宸英（1628——1690年）等，都是他的好友，顧貞觀更與之相知極深。貞觀，字華峰，號梁汾，無錫人。康熙丙午（1666年）順天舉人，擢秘書院典籍。戊申（1668年）丁外艱歸，丙辰（1676年）複入京，館於明珠家，與納蘭性德成為摯友。有時他登上納蘭性德的讀書樓，性德即命家人撤去樓梯，與顧貞觀縱談古今，論詩填詞。他們二人精心營救吳江文士吳漢槎（1631——1684年）的事跡，是中國政治史、文化史上膾炙人口的篇章。
吳漢槎，名兆騫，漢槎是他的字，以字行。少有雋才，童時作膽賦五千言。大詩人吳偉業將他和鬆江的彭師度（1624——？）、宜興陳維崧看成是“江左三鳳”。順治十四年（1657年）罹科場獄，後被判刑，流放至吉林寧古塔。順治十四年是丁酉年，故通稱丁酉科場案，在清初南北發生的多起科場案中，名聲最大，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由於吳漢槎的盛名。但正如前輩明清史專家孟森（1868——1938年）所說，吳漢槎的“《秋笳集》，亦非有絕特足以不朽者在，其時以文字為吳增重者，實緣梅村一詩、顧染汾兩詞耳”。吳梅村（清初著名詩人，吳漢槎好友）的詩為《悲歌贈吳季子》，詩曰：
人生千裏與萬裏，黯然銷魂別而已。君獨何為至於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
十三學經並學史，生在江南長紈綺。詞賦翩翩眾莫比，白璧青蠅見排詆。一朝束縛去，上書難自理。絕塞千山斷行李，送吏淚不止，流人複何倚？彼尚愁不歸，我行定已矣。七月龍沙雪花起，橐駝腰垂馬沒耳。白骨皚皚經戰壘，黑河無船渡者幾？前憂猛虎後蒼兕，土穴偷生若螻蟻。大魚如山不見尾，張鬢為風沐為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晝相逢半人鬼。噫嘻乎，悲哉！生男聰明慎勿喜，倉頡夜哭良有以。受患隻從讀書始，君不見吳季子！
此詩的後四句，語極悲憤，影響深遠。“兆騫得此，乃其不朽之第一步。”詩作於順治十五年（1658年）十一月。吳偉業同時還給被株連而隨吳漢槎出塞的其父吳晉錫寫了《送友人出塞》二首，其一是：“魚海蕭條萬裏霜，西風一哭斷人腸。勸君休望令支塞，木葉山頭是故鄉。”詞句同樣悲壯蒼涼。梅村詩作於吳漢槎赴戍之初，而顧貞觀的詞《金縷曲》（亦作賀新郎）二首，則作於吳漢槎已赴冰天雪地的寧古塔之後。顧貞觀在康熙元年（1662年）十月給吳漢槎寫過一封信，並詩十章，次年春，吳漢槎複過一信。但吳漢槎在康熙二年（1663年）、十二年（1673年）寫給顧貞觀的信，輾轉很久，才到了顧貞觀的手中。貞觀讀後，深深同情這位老友的淒慘處境，決心設法解救他。不久，他結識了納蘭容若，將自己寫的《金縷曲》抄給容若看。詞的全文是：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隻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劄，君懷袖。
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試看杜陵消痩，曾不減、夜郎傷傯。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從君剖。兄生辛未吾丁醜。共此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
這兩首詞，“純以性情結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寧告戒，無一字不從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正是這兩首千古絕唱，深深感動了納蘭容若，他流著熱淚說：“河梁生別之詩，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以身任之，不俟兄再囑也。”顧貞觀說：“人壽幾何？請以五載為期。”（吳德旋：《聞見錄》）納蘭容若答應了，並賦《金縷曲》贈顧貞觀，內有句雲：“絕域生還吳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餘事。知我者，梁汾耳！”後經容若向其父疏通，“以輸少府佐將作，遂得循例放歸”。花的銀子，起碼不少於二千兩。由吳漢槎的老友、清朝新貴徐乾學、徐元文（1634—1691年）及納蘭容若等出麵，號召醵金贖歸吳漢槎，都中名流都知道是明珠作後台，一心討好，紛紛解囊。終於使吳漢槎一家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一月，經過一個多月的奔波，回到了京師。可惜此時吳梅村已去世十年，詩人王士禎歎息道：“太息梅村今宿草，不留老眼待君還。”吳漢槎去拜見納蘭容若，見書齋壁上大書一行字：“顧梁汾為吳漢槎屈膝處”，才知道當年顧貞觀為救他，曾跪在納蘭容若麵前哀求，不禁淚如雨下。這樣的交誼真是重如泰山了！
六、魯迅與師友、弟子
（一）魯迅與老師
魯迅（1881——1936年）從童年到成人，對他影響最大的中國老師有兩位：壽鏡吾（1849——1929年）、章太炎。
魯迅在十二歲時，離開新台門，到全城著名的私塾三味書屋讀書，塾師是壽鏡吾先生。他方正、質樸、博學，富有愛國思想，痛恨帝國主義，抵製洋貨，常說外國人騙錢。他對李鴻章（1823——1901年）、張之洞（1837——1909年）等大官僚，也很不滿。但是，他在教學方法、教學內容上，仍然墨守傳統的儒家教育。盡管如此，他畢竟是魯迅的啟蒙老師。魯迅到了中年，仍然回憶著壽老師教學的情景：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鎮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須發都花白了，還戴著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我就隻讀書，正午習字，晚上對課。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卻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於到七言。……然而同窗們到園裏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書房裏便大叫起來：
“人都到哪裏去了！”
人們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他也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睡幾眼，大聲道：“讀書！”顯然，魯迅對壽老師是充滿懷念之情的。
魯迅對作為革命家、國學大師的章太炎，是非常敬重的。他不僅是章太炎主辦的《民報》的熱心讀者，而且幾次聽過太炎滔滔不絕、莊諧並出的反清演講。章太炎開辦小學講座時，魯迅是認真聽講者之一，從而結成了師生關係。魯迅的摯友許壽裳（1882——1948年）後來回憶道：
先生東京講學之所，是在大成中學裏一間教室，壽裳與周樹人（即魯迅）、作人兄弟等，亦願往聽。然苦與校課時間衝突，因托龔寶銓（先生的長婿）轉達，希望另設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許。地址就在先生寓所……《民報》社。每星期日清晨，前往受業，在一間陋室之內，師生席地而坐，環一小幾。
先生講段氏《說文解字注》、郝氏《爾雅義疏》等，神解聰察，精力過人，逐字解釋，滔滔不絕，或則闡明語原，或則推見本字，或則旁證以各處方言，以故新義創見，層出不窮。即有時隨便談天，亦複詼諧間作，妙語解頤，自八時至正午，曆四小時毫無休息，真所謂“誨人不倦”。……這是先生東京講學時的實際情形。同班聽講者是朱宗萊、龔寶銓、錢玄同、朱希祖、周樹人、周作人、錢家治與我共八人。……其他同門尚甚眾，如黃侃、汪東、馬裕藻、沈兼士等，不備舉。太炎的這些弟子，絕大多數都是著名學者、教授，汪東則成為一代詞人；而魯迅則更是文化巨人。1933年，他在致曹聚仁（1900——1972年）信中，寫道：“古之師道，實在也太稱鬥弋冷尊，我對此頗有反感。我以為師如荒章太炎墨跡謬，不妨叛之，但師如非罪而遭冤，卻不可乘機下石，以圖快敵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學，後來因為我主張白話，不敢再去見他了，後來他主張投壺，心竊非之，但當國民黨要沒收他的幾間破屋，我實不能向當局作媚笑。以後如相見，仍當執禮甚恭（而太炎先生對於弟子，向來也絕無傲態，和藹若朋友然），自以為師弟之道，如此已可矣。”這體現了魯迅尊師的原則，與傳統師道尊嚴有別。1935年，他在論及文言、白話問題時說：“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覺，小學的大師，倘談文獻，講說文，當然娓娓可聽，但一到攻擊現在的白話，便牛頭不對馬嘴，即其一例。還有江亢虎博士，是先前以講社會主義出名的名人……隻是今年忘其所以，談到小學……真不知道悖到那裏去了……這種解釋，卻須聽太炎先生了。”
他並不盲從太炎先生，但深知他是革命先覺、小學大師，評價不可謂不高。太炎先生去世後，上海的官紳為他開追悼會，赴會者不滿百人，遂在寂寞中閉幕；無聊文儈，勾結小報，公然寫文章奚落他。病中的魯迅，仍支撐著著文，客觀、公正地評價太炎先生：
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卻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於上海的西牢。……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
……我們的“中華民國”之稱，尚係發源於先生的《中華民國解》（最先亦見《民報》），為巨大的記念而已，然而知道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經不多了。既離民眾，漸入頹唐，後來的參與投壺，接受饋贈，遂每為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誌，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此文寫於1936年十月九日，距魯迅先生逝世，僅有十天。此文寫成後，次日他看了報紙，驚歎中華民國已成立二十五周年了！不禁想起太炎先生，覺得前文言猶未盡，後來又動筆再寫一篇，直到十月十七日上午，還在續寫此文的中段，但未能終篇，他就在十九日淩晨在同病魔艱難搏鬥後，不幸逝世。魯迅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尤念念不忘太炎先生。這篇遺文就是《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深刻地總結了太炎先生晚年的經驗教訓：“先生手定的《章氏叢書》內，卻都不收錄這些攻戰的文章。先生力排清虜，而服膺於幾個清儒，殆將希縱古賢，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穢其著述——但由我看來，其實是吃虧，上當的，此種醇風，正使物能遁形，貽患千古。”魯迅作為弟子，對其師太炎先生友誼的厚重，堪稱古今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