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竹林七賢及嵇康與山濤的絕交
一般說來，竹林七賢指阮籍（210——263年）、嵇康（223——263年）、山濤（205——283年）、劉伶、阮鹹、向秀（約227——272年）、王戎等魏晉之際的七位名士。史載，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陳留阮籍、籍兄子鹹、琅邪王戎、沛人劉伶、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相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他們過從甚密，交誼深厚，經常一起在山陽（今河南修武縣）竹林中聚會，陶醉在水光山色、修篁翠葉中，飲酒清談，樂而忘返。所謂清談，又稱談玄。它是作為與漢末已淪為煩瑣荒誕、讖緯迷信的儒學的對立思想體係而出現的。同時，漢末以來，北方戰亂不止，經濟凋敝，生產力水平低下，原始的自然經濟抬頭，道家氣息隨之越來越濃重，因而老莊思想便日趨活躍；此外，魏晉之交，封建統治者為最高政治權力的再分配，互相殘殺，風波迭起，使不少士大夫和門閥貴族感到朝不保夕，他們需要擺脫令人窒息的政治氣候，從玄虛的遠離現實世界塵囂的老莊哲學中去尋求精神寄托。”《晉書·阮籍傳》說阮籍“本有濟世誌，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道出了他何以遁跡竹林、醉心於玄學的部分原因。我們從他的《詠懷詩》第三首，也不難窺知其中消息：“嘉樹下成蹊，東風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6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雲已。”
看來，他們清談的重要內容，是關於宇宙的生成問題。嵇康、阮籍等認為，宇宙萬物是由元氣構成的，是一種和諧的自然狀態；而以儒教為代表的名教，是和自然對立的，因此他們崇尚自然，反對名教。嵇康公開說自己“每非湯武而薄周孔”（《與山巨源絕交書》），指斥“六經未必為太陽”，阮籍也自稱“禮豈為我設耶”，甚至公然“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晉書·阮籍傳》）。更主張“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對禮法之士，極盡諷剌之能事，說他們好比褲襠裏的虱子，“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隙，動不敢出褲襠，自以為得繩墨也。饑則齧人，自以為無窮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死於褲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內，亦何異夫虱之處褲中乎？”共同的理想與情趣，使竹林七賢走到一起，結下深厚的友誼。以嵇康而論，他與阮籍成為莫逆之交。阮籍的母親去世，嵇康之兄嵇喜前來吊唁，阮籍鄙視他依附司馬氐，不肩一顧，對他大翻白眼，嵇喜下不了台，隻好低頭走開。但不久嵇康攜酒挾琴造訪，阮籍卻非常高興，以青眼視之。以至直到今天，口語中為表示感謝某人重視、照顧自己，往往說“承蒙青及”雲雲。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今河南武陟縣西南）人。向秀對莊子有精深的研究，為嵇康所折服，二人極相投。有時嵇康在大樹下鍛鐵，向秀即替他拉風箱，配合默契。他們在學問上互相切磋，有時觀點相左，著文駁難，但友情更深。如嵇康厭惡司馬氏的專製政權，想從出世中尋求精神解脫，追求長壽之法，曾作《養生論》，說“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袓之倫可善求而得之”。向秀不同意嵇康的看法，特作《難養生論》，說“夫人含五氣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饑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當節之以禮”。顯然，向秀的看法，與嵇康差不多是針鋒相對的，但他們卻能求同存異。向秀與嵇康的友情，即使用山高水長來形容，也不足以表達於萬一。嵇康被司馬昭殘酷殺害後，向秀痛苦至極，後來他到山陽嵇康的舊居去憑吊，寫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思舊賦》。賦前有小序。謂：
餘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餘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言而歎，故作賦雲：
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餘駕乎城隅。賤二子之遺跡兮，曆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湣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昔李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複尋。停駕言其將邁矣，遂援翰而寫心。
向秀通過序言和正文，對亡友嵇康予以高度的讚揚和深切的懷念，含蓄而又十分巧妙地揭露了司馬氐統治集團的凶殘，字裏行間，凝聚著血淚。寫這樣的文章，在政治上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向秀對嵇康的深情厚誼，在此得到充分的體現。
嵇康為什麼會被司馬昭殺害？這涉及到兩個人：呂安（？——262年）與鍾會（225——264年）。呂安是嵇康的好友。後來呂安被其兄誣告不孝、撾母成罪，牽連到他，蒙冤下獄。嵇康在牢房裏悲憤難禁，寫下《幽憤詩》，仰天長歎：“……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誌不就！”（《古詩源》卷六）但是，將他置於死地的，還是鍾會。鍾會是司馬昭的黨羽，與呂安的哥哥關係密切。鍾會曾經帶著隨從去察看嵇康的動向，見麵後，嵇康對他不屑一顧，奚落他說：“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悻悻然地回答：“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後來，他向司馬昭進讒，說嵇康、呂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並誣告嵇康要幫助份丘儉謀反，司馬昭遂將嵇康、呂安一並殺害。臨刑前，太學生三千人為嵇康求情，但絲毫未能打動司馬昭殘忍的心。由此我們知道，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多麼嚴酷。司馬氏在與曹氏集團的鬥爭中獲勝，是擁護還是反對司馬氏政權，是士大夫麵臨的政治抉擇。
竹林七賢也不例外。在嚴峻的政治現實麵前，山濤、王戎采取了與司馬氐合作的態度。山濤的妻子與司馬懿的妻子宣穆皇後是表姊妹。因有這層關係，山濤去拜見司馬師時，司馬師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後官運亨通，受到司馬昭的高度信任。山濤原本是嵇康的好友，他曾對其妻說，能夠成為他的摯友者，隻有嵇康與阮籍。山濤在升任散騎常侍後，原來擔任的選曹郎的官職便空缺，他覺得這個職務很重要，便推薦嵇康擔任。嵇康認為這是對他的侮辱，是與他的政治態度水火不容的，因而憤怒地寫下中國文學史上的不朽佳作《與山巨源絕交書》：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誌願畢矣。……·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
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膾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並以為別。嵇康白。
政治立場的嚴重分歧，終於使嵇康與山濤分道揚鑣。此後嵇康是否真的與山濤斷絕了一切往來，難於稽考。但他臨刑時，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卻深情地對兒子嵇紹說：“巨源在，汝不孤矣。”他相信自己死後，山濤會照顧他的兒子的，可見他的內心深處，仍然是把山濤看成要好的朋友的，並不因政見不同而影響他與山濤的友情。此後，嵇紹得到山濤的推薦，被晉武帝任為秘書丞，曆任諸職，後拜侍中。蕩陰之敗，嵇紹以身護衛晉惠帝而死，成為晉室忠臣。嵇康未看錯山濤之為人，而這樣的情誼又是多麼可貴。
二、師生之誼
（一）孔子師徒
我國素有尊師重道的傳統。至遲在明末清初，家家戶戶開始供奉“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師生之誼，佳話頻出。
孔子是平民教育的袓師爺，桃李滿天下。七十二賢人，大概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孔子與他們的關係，如父子，如兄弟，真可謂莫逆之交。顏回家境貧寒，居蓬門陋巷，食不果腹，卻立誌苦讀，不斷向孔子問學。孔子表揚他在艱難的生活環境中“不改其樂”，要別的弟子向他學習。子路好勇，身強力壯，有武功在身，成了孔子的義務警衛員，忠心耿耿。孔子本來經常遭到小人的辱罵、攻擊，“惡聲不絕於耳”，自從有了子路這個好學生、小兄弟之後，小人不敢再在孔子麵前放肆，他的耳根清淨多了。
孔子身前始終不得誌，周遊列國，到處漂泊，“惶惶如喪家之犬”，十四年間，顛沛流離，經曆了許多艱難困苦。孔子被迫從衛國去陳國時，途中經過匡（今河南長垣縣西南）地，因匡人誤把他當成殘害過他們的陽虎，被圍攻了五天；在陳、蔡邊界，陳、蔡兩國的掌權大夫都派了一些服勞役的人去圍困他，使他陷入絕糧的困境；齊國大夫想害他，宋國的司馬桓魈想殺他；如此等等。但是，孔子始終沒有灰心喪氣，甚至在身陷危境時，仍誦詩、唱歌、彈琴。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他的弟子們始終不改初衷，追隨左右，保護他，安慰他，他從弟子們身上，吸取了精神力量；當然，他也反複教誨弟子，“君子固窮”，君子即使陷入困境，仍能堅持操守，而小人陷入困境，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正是在逆境的種種磨難中，孔子與弟子們的情誼，經受了嚴峻的考驗，為後世所師法。
（二）“程門立雪”
師生之誼的基礎，是彼此尊重，教學相長。當然，前提是尊師。“程門立雪”的故事，堪稱典型。
所謂程門，是指宋代理學家程頤（1033——1107年），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其兄程顥（1032——1085年），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著名的二程，又因地域故，其學被稱為“洛學”。他們和另一位理學權威朱熹（1130——1200年），成為一大學派之首，號稱“程朱”。二程的思想基本一致，小程自己也說他“與大哥之言無殊”。在認識論上，他們都把理作了唯心主義的解釋，並以此作為哲學的最高範疇。不過，他們在對理的解釋上，畢竟是有差別的。大程較多地強調內心靜養，不太重視外知。而小程比較強調由外知以體驗內知，也就是由外界的格物，以達到致知的過程。後來朱熹正是沿著小程的方向，發展出龐大的客觀唯心主義的思想體係。在政治思想方麵，二程傾向於唐代中葉以前中國封建社會前期的某些製度，重視門第，讚同薦舉製，反對王安石（1021——1086年）變法。
二程當時具有很大的社會影響，有不少弟子。其中有兩位，叫楊時（1053——1135年）、遊酢（1053——1132年）。楊、遊二人，原先拜程顥為師，程顥去世後，他們雖然都已年逾四十，而且都已考中了進士，有了相當的社會地位，但他們並不以此為滿足，繼續求學，去拜見程頤。當他倆來到程家時，正巧此公在假寐。楊、遊二人見狀，非常恭敬地垂手侍立一旁，一聲不吭，等候老夫子睜開眼來。一直等了好久，程頤才睜開眼。此時正值隆冬，不知從何時起，瑞雪紛紛，已積下一尺多深。從此，“程門立雪”的故事不脛而走，後來朱熹在《朱子語錄》中也予以記載，更擴大了這個故事的影響。程頤後來對他倆教誨不倦顯然是被楊、遊的求學誠心所感動。楊時、遊酢各有建樹，楊時成就更大，把二程思想傳播至江西、福建，並創立閩學這一學派。程頤曾對坐客很自豪地說：“吾道南矣。”程頤去世後，楊時著《中庸義》，在《序》中深情地回憶說：予昔在元豐中，嚐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沒。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複以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為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複道。……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為此書，以其所聞，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奧，亦妄意其庶幾焉。
楊時冒著政治風險，繼承、光大老師的學術，難能可貴。楊時還精心編輯二程的精彩言論為《粹言》二卷，後來收入《河南二程全書》，對宣傳二程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說，這是他獻給已故老師的最好禮物，“程門立雪”結下的師生情誼，確實像雪那樣潔白明澈。
（三）倪瓚、左光鬥、史可法
倪瓚（1301——1374年），字元鎮，號雲林，無錫梅裏人，元末著名畫家。“酷好讀書，尊師重友。”鞏昌王文友，刻苦攻讀，譽聞鄉裏，倪瓚之兄倪文光，特地聘請他教授倪瓚和另一位弟弟。王文友“老而無嗣”，倪瓚已經家道中落，仍勉力供養，視同家中長輩。王文友卒後，他料理後事，買油杉棺葬於芙蓉峰旁。下葬那天，無錫“士友皆至”，可謂隆重。作為江南高標拔俗的一代名士倪瓚，能如此對待老師，難能可貴。
明末左光鬥（1575——1626年）、史可法（1602——1645年）的師生情誼，更是感人肺腹。
左光鬥，字遺直，一字共之，號浮丘，人稱淪嶼先生，安徽桐城人。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進士，授禦史。左光鬥在視學京畿時，有一天，風雪嚴寒，他帶了幾名隨從，騎馬微行，走到一座古廟，便進去避風雪。隻見廡下一個書生正在伏案而睡，案旁放著一篇剛剛寫好的文章。左光鬥悄悄拿起這篇文章看，讀畢，即脫下自己身上的貂皮外套，蓋在這個書生身上，並給他關好門。他向寺僧打聽，此人是誰？和尚告訴他：這是大興書生史可法。等到會試時，書吏喊到史可法的名字，左光鬥審閱了他送上的試卷，即麵署第一。他將史可法召入，讓他拜見自己的妻子，說：“我的幾個孩子都碌碌無能，將來能繼承我的抱負、事業的，隻有這位學生了！”對史可法寄予無限希望。後來的事實證明，史可法沒有辜負左光鬥的期望。
天啟五年（1625年），發生了“楊左六君子事”，也就是楊漣、左光鬥等“六君子”關在詔獄受盡迫害的政治事件。其餘四位是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他們原來分別擔任副都禦史、僉都禦史、給事中、禦史、太仆寺少卿、陝西副使之職，這時均已罷官。起先，閹黨頭子魏忠賢（1568——1627年）拉大旗作虎皮，捏造罪名，把楊漣等六人拖到天啟初年曾任內閣中書的汪文言冤案中，捕入詔獄。後來又進一步下毒手，“坐納楊鎬、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有名”。這樣，楊漣等人就被分別誣陷為接受楊鎬、熊廷弼（1569——1625年）賄賂，導致明軍在關外與後金（清）之戰中喪師辱國的可怕罪名（按：熊廷弼的被殺，也純屬冤案）。“六君子”在獄中受到殘酷的拷打、虐待，一個個都慘死於獄中。
在左光鬥下詔獄後，史可法早晚都守在獄門之外，但閹黨防備甚嚴，難以入獄中探視。後來，他聽說左光鬥被炮烙，危在旦夕，心憂如焚，便拿出五十兩銀子，向看守監獄的士兵哭訴，允許他探望左光鬥，士兵被感動。有一天，他讓史可法換上破衣服，穿上草鞋，背上柳條筐，手拿長鏟，儼然是個掏糞工，引至獄中左光鬥處。史可法隻見老師席地倚牆而坐，麵額焦爛難以辨認，左膝以下筋骨都脫落了。史可法跪在左光鬥麵前，抱住其膝蓋哭泣，左光鬥聽出是史可法的聲音，而眼睛又無法睜開，大怒道：“這是什麼地方！而你竟來到這裏，國事敗壞到這種地步，老夫已經完了，你還輕身而不顧大義，天下事誰還能擔當！不快去，不要等奸人構陷，我今天就撲殺你！”說著便摸地上刑具，作投擊的樣子。史可法一聲不敢吭，趕緊走出大牢，後來經常流著眼淚對人說：“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明朝滅亡後，史可法在南明抗清鬥爭中，時時不忘左光鬥的教誨，行軍途中，路過桐城時，必定到左光鬥家中問候太公、太師母起居，拜左夫人於堂上。後在揚州以身殉國，與左光鬥先後輝映，同垂不朽。
（四）顧炎武的《廣師篇》
孔子曾經教導他的弟子，“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有過失不要怕改正，“過而改之，不是過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這在實際上是提倡廣師，也就是廣泛地拜能者為師。中國曆史上不少有傑出成就的大學者，正是這樣做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大學者顧炎武（1613——1682年），曾經寫過一篇名文《廣師》，謂：
苕文汪子刻集，有《與人論師道書》，謂：“當世未嚐無可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按：即顧炎武），李子天生。其內行淳備者，吾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當過情之譽，而同學之士，有苕文所未知者，不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為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嚐，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群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至於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議也。這裏，我們不僅清楚地看出顧炎武的虛懷若穀，更重要的，使我們得以了解，他是以那些好友為師的。這些他所崇敬的師友，大部分都是北方人，是他從順治十四年（1657年）遠遊北方以避禍的二十五年間陸續認識的。如萬壽祺（1603——1652年）、任子良、程先貞（1607——1673年）、張爾岐（1612——1677年）、徐東癡（1611——1683年）、馬騎（1620——1673年）、劉孔懷、閻若璩（1636——1704年）、傅青主（1607——1690年）、李因篤（1633——？）、王宏撰、李中孚等人。其中除了徐東癡以詩鳴於時，李中孚專攻理學外，其他人均淹貫經史，是清初北方學界的群星。顧炎武與他們相互切磋，使自己耳目一新，擴大了視野，糾正了自己著作中的許多錯誤。如在山東時，唐任臣、張爾岐對音韻、三禮的研究，給他很大啟發；在太原時，閻若璩為他的重要著作《日知錄》精心訂正 。顧炎武的絕大部分著作，都撰於北方，如《日知錄》、《音學五書》、《山東考古錄》、《孤中隨筆》、《區言》、《譎觚》等。而像《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誌》等傳世巨著，雖然在北遊前已經動筆，但補充修改，成其大端，仍在北遊之後。他在北方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學術成就，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上述一大批師友的幫助。而沒有他們的誠摯的友誼，顧炎武劃時代的學術成就，肯定是要大為遜色的。
（五）梁啟超、章太炎、胡適的師生情義
近代鴻儒梁啟超（1873——1929年）、章太炎（1869——1936年）、胡適（1891——1962年）等人的師生情義，也是很感人的。
梁啟超年輕時在萬木草堂受業於康有為（1858——1927年），從他那裏接受了今文經學的啟蒙教育，懂得了變法圖存的改良主義的救國之道，康有為是影響他一生的恩師。梁啟超曾回憶當年求學時的情景說：“啟超年十三，與其友陳千秋同學於學海堂……越三年，而康有為以布衣上書被放歸，舉國目為怪；千秋、啟超好奇，相將謁之，一見大服，遂執業為弟子，共請康開館講學，則所謂萬木草堂是也。”民國建立後，康有為仍然充當保皇派，圖謀清室複辟，梁啟超在政治上即與康有為分道揚鑣。但是，當康有為逝世後，梁啟超盡管在天津已經輾轉病榻，還是抉病及時趕到北京，為康有為設祭，並在著作中高度評價康有為的學術成就。當然，他很注意實事求是，並無諛詞。其實，早在康有為還健在時，梁啟超即寫道：“有為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為之為人也，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其所以自成家數崛起一時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實之基礎者亦以此；讀《新學偽經考》而可見也。”真可謂知康有為者梁啟超也。
梁啟超與自己弟子的情誼，同樣是很深厚的。蔡鍔（1882——1916年）是梁啟超在長沙時務學堂擔任主講時的學生，梁啟超說他在四十名學生中，“稱高才生焉”後來蔡鍔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歸國後在江西、湖南、廣西、雲南訓練新軍，擢雲南三十七協協統。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與雲南講武學堂總辦李根源在昆明起義，建立軍政府，任雲南都督。1913年，袁世凱（1858——1916年）將他調至北京，授將軍，不久又委以經界局督辦，但暗中卻加以監視。袁世凱稱帝的圖謀日益公開化後，梁啟超曾冒著很大風險，與蔡鍔“密議倒袁”，後來精心策劃蔡鍔逃出北京，改名換姓，取道越南回雲南。抵昆明的第二天，就出任討伐袁世凱的護國軍總司令；而梁啟超則秘密去廣西，說服陸榮廷起義，並自稱總參謀。在反袁鬥爭中，梁啟超、蔡鍔師生，患難與共，舍生忘死。蔡鍔病逝日本後，梁啟超備感哀痛，著文紀念，並在著述中多次寫到蔡鍔。直到蔡鍔逝世十周年時，仍親自至北海公園參加紀念活動。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梁啟超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擔任導師，培養了一大批曆史學家，成為近代第二代史學家中的中堅。如陳守實（1894——1974年）教授，即為他的高足之一。陳守實先生對梁啟超十分崇敬，把梁氏所輯明遺民、海外孤忠朱舜水（1600——1682年）聯語“氣恒奪而不靡，誌恒苦而不弛”當做座右銘，潛心史學，刻苦鑽研。由他親自指導守實先生完成的畢業論文《明史稿考證》，以大量確鑿的證據，證明此書是萬斯同的心血之作，而為王鴻緒剽竊、改竄。梁氏仔細審讀了這篇文章後，在文稿封麵寫下評語：“此公案前賢雖已略發其覆，然率皆微詞，未究全讞。得此文發奸樋伏，貞文先生（按：萬斯同死後，門人私溢曰貞文先生）可瞑於九原矣。然因此益令人切齒於原稿之淹沒，其罪與殺人滅屍者同科也。十五年十二月廿一日啟超閱竟記。”梁氐與陳先生情誼深厚。陳先生在研究院求學期內寫的日記中，曾驚歎“任師天資英發，在不可思議間，非學力所關也”。後來，梁氏因患便血病到協和醫院治療及隨後在天津家中休養期間，陳先生都曾數次前往探視，聆聽教誨，見梁病狀，憂心如焚。梁氏在病中囑陳先生辦的事，他都盡力完成。如王國維（1877——1927年）在昆明湖自沉後，陳先生受梁氏之托與其他弟子一起，向研究院導師募捐，陳寅恪（1890——1969年）等都積極響應，籌足一大筆錢，給王國維立碑。陳先生在清華研究院畢業後，去天津南開中學任教，也是由梁氏親自安排的。梁氏還在病中書贈守實先生對聯，集自溫飛卿的《更漏子》、蘇長公的《念奴嬌》、牛希濟的《生査子》、秦少遊的《慶宮春》。全文是：“漱石仁弟乞寫舊集詞句：春欲暮，思無窮，應笑我早生華發；語已多，情未了，問何人會解連環。丁卯浴佛日梁啟超。”此聯現存，已成珍貴文物。
又如梁氏的另一位高足明清史專家謝國楨（1901——1982年）教授，在清華期內，常常得到梁氐的指導。1926年，他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結業後，即應邀隨梁氏至其天津家中，擔任其子女梁思達、梁思懿等人的家庭教師，同時繼續從梁氏問學。他們同桌吃飯，茶前飯後，經常聽梁氏論學。後來，他回憶梁氏對他的隆情高誼時說：
1927年夏，楨在清華大學研究院結業之後，即館於天津梁任公師家中……先生著述之暇，尚有餘興，即引楨等而進之，授以古今名著，先生立而講，有時吸紙煙徐徐而行，楨與思達等坐而談。先生朗誦董仲舒《天人三策》，逐句講解，一字不遺。餘歎先生記憶力之強，起而問之。先生笑曰：“餘不能背誦《天人三策》，又安能上萬言書乎！”……先生健於談，喜於教誨……每飯餘荼後，茗碗之間，為楨講研究曆史之方法，及明末清初甲乙之際史跡，楨輒引筆記之。楨之所以略知史部簿錄之學，纂輯《晚明史籍考》，研治明季“奴變”，清初東南沿海遷界，江南園林建築，以及南明史跡，粗有輯著，皆由先生啟迪之也。梁啟超是近代明清之際史學的開山祖師，謝國楨先生在他的親炙下，予以發揚光大，成果累累，對彼此來說，都是幸何如也！謝先生曾吟哦“憶昔梁門空立雪，白頭愧煞老門生”的詩句，那是過謙了。其實，應當說，若非梁門曾立雪，焉能中外傳盛名？國學大師章太炎（1868——1936年）對本師、學侶、弟子的厚誼，也足為世人風範。
他的本師是清末樸學大師俞樾。俞氏是德清人，三十歲成進士，進了翰林院，旋放河南學政，兩年後被罷官。歸田後，他埋首學術，主攻樸學，旁及藝文。所著《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尤為博大精深。他在著述之餘，主講西湖詁經精舍，培育英才。太炎受業於詁經精舍七載之久，親炙良師，打下了堅實的治學基礎。他對俞樾非常尊敬，至老不渝。俞氏卒後，他親撰《俞先生傳》，盛讚本師的學問成就。但是，太炎對俞樾並不盲從。俞樾對太炎的遊曆台灣，鼓吹反滿，都很不滿，太炎對此當然絕對不能苟同，特地寫了一篇《謝本師》，針對俞樾說他“宣傳革命是不忠，遠去父母之卻是不孝；不忠不孝，非人類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駁斥道：“弟子以治經侍先生，今之經學，淵源在顧寧人，顧公為此，正欲使人推尋國性，識漢虜之別耳，豈以劉殷、崔浩期後生也？”這正是“師無道，即叛之”古訓的體現。但盡管如此，並未影響太炎對本師的崇敬之情。
太炎一生交友甚多，魚龍混雜，也極自負，但對亦師亦友的學問家，仍是很尊重的，與他們切磋學問，友誼匪淺。如：黃以周（1828——1899年）是周禮專家，所著《禮書通考》達百卷之多，蔚為大觀。太炎盛讚此書“與杜氏通典比隆，其校核異義過之，諸先儒不決之義盡明之矣”。孫詒讓（1848——1908年），浙江瑞安人。所著《周禮正義》、《墨子間詁》、《契文舉例》等，皆傳世之作。太炎對他很佩服，說“詒讓學術，蓋龍有金榜、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四家，其明大義，鉤深窮高過之”。宋衡（1863—1911年），平陽人，又名宋恕，通經學，講仁愛，更精研佛學，太炎後來在文章中回憶說：“炳麟少治經，交平子始知佛藏……梵方之學，知微者莫如平子，視天台、華嚴諸家深遠。”字裏行間，洋溢著太炎對這幾位師友的深情。
胡適的學生很多，無論是在早年的上海吳淞中國公學擔任校長，還是後來主持北京大學，他對學生的厚愛，殷殷教誨，都臝得了他們的尊敬；其中一些人成為名滿中外的大學者，對他始終懷著感激之情。如著名曆史學家顧頡剛（1893——1980年），是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發起古史辨運動是受胡適講課啟發的結果。民國六年（1917年）七月，胡適從美國學成歸國，九月被聘為北京大學文科教授。他講授《中國哲學史》，所編講義第一章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從《詩經》開始，將唐、虞、夏、商拋在一邊，直接從周宣王之後講起，使學生耳目一新。顧頡剛在其所編《古史辨》第一冊的序文中，回憶道：
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胡先生講得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製，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曆史家。他的議論處處合於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我的上古史靠不住的觀念在讀了《改製考》之後又經過這樣地一溫。……從此以後，我們對於適之先生非常信服。
顧頡剛在1919年一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寫道：“下午讀胡適之先生之《周秦諸子進化論》，我佩服極了。我方知我年來研究儒先言命的東西，就是中國的進化學說。”1920年，胡適給顧頡剛寫信，讓他標點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並借給他知不足齋本作為底本。並予以指點：“我主張，寧可疑而過，不可信而過。” 這對顧頡剛來說，無疑是進一步的啟示。當然，胡適囑顧頡剛標點此書，也是知道他生活比較困難，好拿一筆稿費，貼補家用。此後，胡適與顧頡剛、俞平伯不斷通信討論《紅樓夢》，或讚同，或駁難，一方麵，成就了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改定稿》和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加深了師生情、學友情。另一方麵，顧頡剛再次感受到學習胡適治學方法的重要性。他曾經寫道：“我從曹家的故實和《紅樓夢》的本子裏，又深感到史實與傳說的變遷情狀的複雜。”凡此，對顧頡剛後來的學術成就，是有深刻影響的。
羅爾綱教授是飲譽中外的太平天國史專家，他嚴謹的學風，對史料的考證辨析功夫，受到史學界的一致好評。在他青年時代，胡適幾乎是耳提麵命的恩師。抗戰期間，他著有《師門五年記》（原名《師門辱教記》），追述他三十年代初期住在北京胡適家中邊工作、邊問學的情景。著名曆史學家嚴耕望看了這本書後，說：“深感此書不但示人何以為學，亦且示人何以為師，實為近數十年來之一奇書。”羅爾綱在此書的序中寫道：“我這部小書，不是含笑的回憶錄，而是一本帶著羞慚的自白。其中所表現的不是我這個渺小的人生，而是一個平實慈祥的學者的教訓，與他的那一顆愛護青年人的又慈悲又熱誠的心。”胡適很重視這本書，在給羅爾綱的信中，曾說這部自傳給他的光榮，比他得到三十五個榮譽博士還大。他在這本書的序中深情地寫道：
我的朋友羅爾綱先生曾在我家裏住過幾年，幫助我做了許多事，其中最繁重的一件工作是抄寫整理我父親鐵花先生的遺著。他絕對不肯收受報酬，每年還從他家中寄錢來供給他零用。他是我的助手，又是孩子們的家庭教師，但他總覺得他是在我家裏做“徒弟”，除吃飯住房之外，不應該再受報酬了。……如果我有什麼幫助他的地方，我不過隨時喚醒他特別注意：這種不苟且的習慣是需要自覺的監督的。……所謂科學方法，不過是不苟且的工作習慣，加上自覺的批評與督責。……我的批評，無論是口頭，是書麵，爾綱都記錄下來。有些話是頗嚴厲的，他也很虛心地接受。有他那樣一點一畫不敢苟且的精神，加上虛心，加上他那無比的勤勞，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會有良好的學術成績。……我一口氣讀完了這本小書，很使我懷念那幾年的朋友樂趣。……··從來沒有人這樣坦白詳細地描寫他做學問經驗，從來也沒有人留下這樣親切的一幅師友切磋樂趣的圖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