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光您做的那《八個夢》，就夠意思的了！”他一聽，就笑了。接著，他告訴我，最近看了《文學自由談》上我寫的采訪三陪小姐的文章，勾起了他對賽金花及揚州名妓卞三爺的回憶。
這兩位在民國初年，曾經先後提出要乃翁冒鶴亭老先生納其為妾，以便終身有托；卞三爺還向冒鶴亭正式提出，她手頭有五萬元積蓄，過門後，可撫養幼子舒堙成人，並出國留洋，回國後，她場麵上認識很多人，工作由她安排。說到這裏，舒堙不無感慨地說：“由於庶母堅決反對，此事不了了之。倘若當年辦成了，我成了洋博士，可就不是現在的‘土老帽’了！不過，怎麼稱呼她呢？就說你吧，怎麼叫她？”我毫不見外地說：“我是晚輩，既是冒鶴老娶的，又不是冒充的，叫她冒奶奶不就得了？”沒想到他卻說：“唉呀，不好辦哪，叫她媽，我不就成了婊子養的了嘛！”說罷，他哈哈大笑，我也為之絕倒。我建議他把這段掌故寫出來，題目不妨叫做《二度江南殘花夢》，他說這個題目不錯。然而，隨著他很快告別人寰，這個殘花夢終於成了絕響。
舒堙的侄子冒懷辛是我的同事，研究中國思想史。但我結識舒堙，卻是黃宗江介紹的。1985年底，我因主編《古今掌故叢書》，約請吳世昌、馮其庸、黃宗江、李淩、周雷諸先生座談。宗江說：“我的表兄冒舒堙，滿腹掌故，現在退休了，有失落感，你應該向他約稿。”我給舒堙去信，他很快寄來兩篇文章，從此成了文友，往來近十四載。現在我很後悔，要是在他生前，我能專門抽出時間，與舒堙多次長談，並錄音、錄像，該留下多少珍貴資料啊！
舒堙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散文集，他幾經推敲，取名《孤月此心明》。他孤獨、落寞的心境，於此可見。但是，在另一個世界裏，我擔心舒堙恐怕更孤獨，因為那裏不是充斥著勢利鬼嗎？
冒老，在陰山背後，您是否常常對著孤月歎氣，感慨著惟有“冷月伴詩魂”呢？您千萬別再想那八個夢了，太累人。多保重啊，您哪。
2004年10月29日上午於老牛堂
滄海月明珠有淚——悼牧惠
6月10日，一個悶熱的夏夜，我漫步在平安大道上，突然手機響起。文友柳萌兄打來電話，說朱鐵誌在找我，告訴我一個不幸的消息：牧惠先生已於6月8日下午去世。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怎麼可能呢？5號我們還在一起開會，他發言時，我插話打趣他，引起舉座大笑，老牧也忍俊不禁。上午，他還打來電話，說隨單位老幹部一起到郊區休息兩天，要把手機號碼告訴我，有事可隨時找他。我說：“不用了，不就兩天嗎？你剛從歐洲回來沒幾天，不是說覺得很累嗎？趁這機會，好好休息。”但誰能想到，轉眼之間，他竟永遠休息了。這一夜，我在床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眠，往事不停地在我的腦海裏盤旋。
牧惠本名林文山，年長我九歲，是前輩。我在讀大學時，已拜讀他的雜文了。我跟他第一次打交道，是“四人幫”粉碎後不久，我獲得平反，重新拿起筆。我寫了一篇文章，投給廣東的《學術研究》，不久就收到了林文山熱情洋溢的回信。當時他是該刊的負責人，不過，與他見麵是我從上海調到北京工作好多年之後了。那是一次報社召開的座談會。我與他打招呼，叫他牧老，他立刻糾正道：“怎麼叫我牧老呢？叫牧惠，老牧就行了。老牧，老來還在放牧呢。”他的溫和、風趣立刻引起我的興趣，我笑著說：“古有文文山，今有林文山。”他馬上正色道：“你要我學文天祥絕食而死啊？”說著，我們倆都哈哈大笑起來。從此，我們來往日多，成了好友。
老牧雖然是雜文家，但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他讀的是中山大學曆史係，與我是同行。他是雜文界屈指可數的有深厚史學功底的作家。關於曆史，我們有說不完的話題。當然，我畢竟主要是捧史學飯碗的。他在寫作中，有時碰到一些史料問題吃不準，會來電問我，我都就己所知，原原本本告訴他。這在朋友之間，是再尋常不過的事了。但他卻幾次在文章中說，“請教明史專家王春瑜兄”雲雲，使我受寵若驚。我曾跟他說，古人有通財之誼，文友有通材一即材料、史料一之誼，以後文中不要提我。他卻說：“那多不好，君子不掠人之美嘛。”
事實上，老牧最難以忘懷的，恐怕就是朋友之情。我曾出麵主編的三套雜文、隨筆叢書，幾乎都是老牧敦請的產物。他每年春天都會跟我說：“我去年寫的雜文已編成一本書了，你出麵主編一下，把我的書收進去，怎麼樣？”這對我來說，當然是義不容辭的，何況其中多半也有我的集子，還能拿一筆編輯費。他對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腔北調叢書》（內收他的雜文集《沙灘羊》）、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小心海夜航文叢》（內收他的雜文集《把圈畫圓》）非常滿意。幾次跟我說：“春瑜兄，多虧你啊，真是立了一功啊。”我總是跟他說：“幹嗎這麼客氣？”事實上，隻要有出版社請我出麵主編雜文、隨筆集，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牧惠。這位雜文界的老大哥不僅聞名遐邇，文章質量高，非他加盟不可，還在於他從不計較稿費高低，常說：“我們有工資，有住房，書印出來就好了，要那麼多稿費幹嗎呀？”不是所有雜文作家都有他這樣的胸襟。我曾經主編過一套隨筆叢書，有二位老作家聞訊要求加盟，我一向尊重前輩，欣然同意。他們在合同上都簽了字，包括稿費標準。可是書出版後，他們卻都憤憤然，說稿費太低，不但抱怨我，還指責出版社。說真的，我非常後悔幫這兩位出書。對比之下，怎能不讓人敬重牧惠。
他常跟我叨念朋友的好處，如說：“燕祥絕頂聰明，文字比我好，為人善良，對朋友真誠。”對文友中的前輩，長者如李銳、吳江、曾彥修、何滿子、王元化等，更是敬重不已。王元化先生年過八旬，健康不佳，視力日弱。
但他在電話中告訴我，非常欣賞牧惠的雜文，堅持著將近年牧惠送他的幾本雜文集都讀完了，覺得裏麵有大量的信息，讀了很有收獲。對《與紀曉嵐說古道今》這本書，他也很欣賞，說很有意思，讀了讓人開心。我將王老的這些話轉告給牧惠，他聽了很感動，說：“王老這麼大年紀了，視力又不好，竟把這些書看完了，我真感到不安。”元化先生還與牧惠通了電話，約他到上海見麵詳談。牧惠曾與我商定，秋後找個機會，一起去探望元化先生。6月11日上午，我致電元化先生，告訴他牧惠的噩耗。王老十分震驚，痛惜之至，叮囑我：“我雖沒見過牧惠，但精神上早就相通，請代獻花圈，務必寫上‘老友牧惠千古’。”
牧惠遽歸道山，留下不少遺憾。我想遺憾之一，應當是未來得及與他甚為敬重的元化先生謀麵，暢敘衷腸。老牧是位老共產黨員，為人方正，生活樸素、嚴肅。他曾跟我說，有次他去發廊理發，有個女孩竟要拖他到裏間按摩，嚇得他立刻奪門而出，抱頭鼠竄。我聽後大笑，說：“至於嘛，她又不是老虎，應當處變不驚，虧你還打過遊擊！”他立刻反唇相譏：“你這家夥要是活到我這把年紀，肯定是個老不正經、老不死！”其實，老牧是個幽默、風趣的人，老朋友之間，他很愛開玩笑。有次我給他打電話，問：“老牧，幹嗎呢？”他說：“一個人在爬格子呢。”我問：“怎麼成了孤家寡人？嫂夫人呢？”他的回答真是妙不可言：“去香港我女兒家了。現在我是快樂的單身漢，打算找個三陪小姐來聊聊呢！”我立刻笑出聲來。我曾將此事告訴邵燕祥兄，他笑著說，“牧惠是個老頑童”。今年4月下旬，我邀請老牧去安陽師院講學，他講的題目是《20世紀40年代以來雜文的發展》，受到師生的熱烈歡迎。有位學生遞了一張紙條，問：“如何使雜文深入到大學課堂？”老牧答道：“這很好辦。有機會，你們經常邀請我來講講，不就深入課堂了嗎？”教室裏立刻哄堂大笑，老牧自己也情不自禁地笑得前仰後合。
說不盡的牧惠。老牧是名人，但在我的心目中，是個凡人，是可敬可親的老大哥。而今，他卻像一陣輕風，悄然掠過，永遠消逝。長留人間的，是他的四十多本著作，尚未出版的遺著，以及他的親人、文友們不盡的痛惜與思念。這幾天，天氣不好，沒有月色。但遙望長空，我卻想到了如水的月光，想到了波濤洶湧的大海，想到了李商隱“滄海月明珠有淚”的悲涼詩句。是的，牧惠的作品不就是文海中的明珠嗎？願他的英魂永遠與滄海、明月擁抱在一起。
2004年7月（刊於《文彙讀書周報》，《天津老年時報》，後編入拙著《老牛堂回記》。遠東出版社印）
一位學術苦行僧——悼亡友顧誠教授
四月二十四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撤銷對北京的旅遊警告，摘掉疫區的帽子。我立即打電話給好友顧誠教授（1934——2003年）的夫人何龍素女士，說我要盡快去醫院探望老顧。她說好，並約定第二天下午三點在老顧所在病房的那座樓門口等我。我還約了中央民族大學曆史係的陳梧桐教授同去。不幸的是，這日中午，龍素即來電，說顧誠已於十一時十分去世。說真的，雖說對這個噩耗我並不感震驚，因為老顧由於發現肺癌晚期，在四月四日送醫院治療後，即突然呼吸衰竭，後來又腎衰竭，一直處於臨危狀態，隨時都有撒手人寰的可能。但是，想到25年來與他的交誼，多少往事浮上心頭，仍不禁悲從中來。我痛感失去了一位可以深入切磋明史學問的朋友，也失去了一位可以無話不談、推心置腹的摯友。
1978年深秋，在亡友謝天佑教授的精心組織下，華東師大（當時因“文化大革命”時五校合並，稱為上海師大）曆史係發起並舉辦了中國農民戰爭史學術討論會。這是“四人幫”粉碎後召開的一次全國性的學術會議，備受史學界、新聞界矚目。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即因觸犯“四人幫”被打下去，勞動改造近七年之久。1977年4月才由上海市公安局正式平反，重新走上大學講台，並草起筆。我對“四人幫”假大空的陰謀史學深惡痛絕。因此，當我讀到顧誠的論文《李岩質疑》，深為他的鉤沉史料、嚴密考證功夫所折服。事實上，這篇論文是當時在明史學界產生很大影響的重要文章。
我為參加這次會議，準備了《明末農戰史雜識》這篇文章，考釋明末的“毛兵”、桃花源、“邊調曲兒”。會上，我見到顧誠，與他交談起來。他笑著說：“看了你的《明末農戰史雜識》，是考證文章，我還以為你是位老先生呢，想不到你還這樣年輕。”其實，當時我已經41歲了，隻是看上去還比較年輕而已。而我端詳顧誠，他僅比我大三歲，但瘦削、憔悴，儼然年過半百。我猜想，也許是他太用功所致吧？會議結束時，我跟顧誠兄道別，告訴他，我即將調入中國社科院曆史所明史研究室，他聽了非常高興，說我們以後一定要加強聯係。返京後，他即給我來信，並抄了康熙《信陽州誌》中關於“毛兵”的一條資料給我。後來我正式發表《明末農戰史雜識》時，在文末加了“附識”，引用此條材料，並注明“承北師大友人顧誠同誌抄示，爰特書之，並致謝意”。此文先後收入我的論文集《明清史散論》及學術自選集《古今集》中，成了我與顧誠兄友誼的見證。
進京後，我寫信告訴顧誠兄，他很快就來看我，以後更常來。談史學界動向，談各自的研究計劃，也談政治動向，有說不完的話。每到吃飯時間，我邀請他到食堂或附近的飯館用餐，他總是婉謝。後來我才知道，他書包裏裝著冷饅頭，趕往圖書館去査書。京中的幾家大圖書館，都留下他的足跡，而北圖（今國家圖書館）的善本部、方誌部，更是他常常光顧之所在。
無論是赤日炎炎的盛夏，還是寒風凜冽的嚴冬，他從未止步，騎著一輛舊自行車，穿行在大街小巷，進出於圖書館門裏門外。他是個誠實、厚道的人。他幾次邀我到飯館吃飯，被我謝絕。有一次拗不過他的堅持，去前門一家川菜館，吃了午飯。那時他還能喝一點白酒，邊吃邊聊，實在是人生至樂。1981年春節前，顧誠兄特地來曆史所我的暫棲地“土地廟”，邀請我與兒子宇輪年初一去他家吃飯。我被他的盛情感動，隻好恭敬不如從命。當時龍素女士才35歲，又顯得特年輕，老顧不時微笑著往她碗裏夾菜，儼然是一位長兄嗬護小妹妹。他倆的掌上明珠顧珊才兩歲多，天真爛漫，活潑可愛。我們父子道別時，顧珊竟不讓走，說：“叔叔，大哥哥，不要走，我很喜歡你，晚上就與我們一起睡。”我與老顧聽了，不禁哈哈大笑。他們的家是溫馨的家。
我進曆史所後，被借到剛創辦的《中國史研究》當編輯一年。該刊有時有半頁空缺，需要寫則短篇學術劄記補白，多半是史實考訂。有次我給顧誠兄去信，希望他能寫一兩篇寄來備用。他很快來信，指出談遷《北遊錄》中《禽言》的作者之誤、河南一位學者對明末農民戰爭文獻的誤讀、南京某教授對清初文獻的一處曲解，並說：古人有通財之誼，你我是好友，也應有通材之誼一即通用曆史材料之誼，這些材料供你參考，你可以寫成文章。我寫了一篇短文《〈流土記〉與〈流寇記〉》，刊於《中國史研究》，不敢掠顧兄之美，故具名“勞固”，乃老顧之諧音也。當然，有時我發現某種新的史料，也會及時轉告他。友人陳學霖教授幫我從台灣複印了明初重要史料《明太袓欽錄》，我告訴老顧。他很想一閱，我隨即寄去。他性格內向，說話委婉，我性格外向，說話、作文，都是直截了當。他的大作《明末農民戰爭史》，是我建議他在論文的基礎上，進一步架構、深化寫成的，並向我的好友、時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副總編輯的李淩兄麵交了推薦書。我對書稿直率地提出過不少意見，他都作了認真修改。他讀了我的論文《顧炎武北上抗清說考辨》後，指出一條史料有誤，後來我將此文編入學術自選集時，作了訂正。他的嚴謹學風，在明史學界是有口皆碑的。
1985年冬，我生了一場重病，從醫院出來後，花了半年多時間，才調整過來。養病期間，對人生反複思考，有了新的感悟。學問無涯，但人生苦短，拚命不如長命，做學問與其“飛流直下三千尺”，還不如老牛耕地夕陽天。雖慢，但田裏照樣能長出莊稼，獲得豐收。我斷然戒掉抽了24年的香煙，從此不斷伴著咳嗽的嚴重支氣管炎，不治而愈。再不熬夜，尤其是絕對不再通宵達旦寫文章。我在電話中，及當麵向顧誠兄多次建議，甚至是嚴重敲警鍾，要他戒煙，改掉夜裏工作、白天睡覺的習慣。我曾對他說：“毛澤東也是陰陽顛倒，夜裏不睡白天睡。但人家是‘老子天下第一’，你有他的條件嗎？你甚至沒有魯迅的生活條件。而魯迅活多久，你是很清楚的。”但他聽不進去，繼續在熬夜、濃茶、抽煙、失眠、安眠藥中惡性循環。
上世紀90年代初，他來我家，不過爬了四層樓梯，已很費力。兩年前，我們一起去台灣開會，但所有的旅遊項目，他都未參加，根本走不動，隻好待在親戚家。後來，我們又應邀一起去過石獅、廈門參加學術活動，他是越來越衰老了，體重不到80斤。他與我同居一室，我夜半醒來，他還沒睡著，靜靜地躺在床上，看上去真是形容枯槁。他有時激烈地咳嗽著，表情痛苦，我很揪心，但又無可奈何。半年前，他有次來電話，說艱於行走，隻能待在家中。我建議他趕緊去醫院檢査，是否嚴重缺鈣？是否腎有問題？他說用不著。他哪裏知道，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腿部。多年來，他從不參加例行的體格檢査，不重視營養，家人要他吃得好一些，他還不高興。他穿的衣服相當陳舊，甚至不讓家人買較好的手紙。我不能理解他為什麼要過這樣苦行僧式的生活？這真是莫大的悲哀。
像油燈耗盡，像蠟炬成灰，像落葉飄零，像溪水流入江河，顧誠兄永遠地走了。但是，油燈、蠟炬都曾用光亮照人；落葉曾用其蔥綠，展示其蓬勃生機；溪水一路潺潺有聲，給人們帶來美好的回憶一回顧顧誠兄的一生，尤其是近三十年來的學術生涯，他不正是這樣的油燈、蠟炬、綠葉、溪水嗎？
2003年7月10日於西什庫老牛堂（刊於拙編《明史論叢》第2輯，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又刊於《中華讀書報》）櫻花·梅花——憶山根幸夫先生最近，日本東京的一位文友，在來信中盛讚蜚聲國際的著名曆史學家、明史專家山根幸夫教授的清德。很多留日、訪日的中國學生及學者，都曾受到他的熱情接待或充當經濟擔保人，或寫學術推薦書，或著文評介作品，等等。作為明史同行，我對山根先生並不陌生。上世紀80年代初，他執教於東京女子大學，曾應邀來中國社科院曆史所明史研究室作學術報告。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山根先生。他長發披肩，笑容可掬，演講時語調平和、娓娓道來，儼然是一位老太太在講古老的故事。後來我們便漸有往來。令人感佩的是，他主持日本“明代史研究會”，以一人之力，編輯學刊《明代史研究》，已出版二十六期，而且絕大部分文章都是由他親自手寫再影印製版問世的。這對一個年逾古稀的老者來說，花費了多少心力、體力！
這些年來，我的明史著作如《明朝宦官》、《明清史散論》等，都蒙山根先生親自撰文在《明代史研究》上介紹。尤其令我感動的是，他耐心、仔細地將拙著《明朝酒文化》讀了一遍，然後撰文，逐章逐節地詳細介紹本書，刊於《東洋學報》，達七頁之多。今年盛夏，山根先生來訪，我們在一起小酌暢敘。他來北京的次數，跟他的年齡一樣，已過了“古稀”。這在日本學者、起碼是史學家中，恐怕無人望其項背。他的長發早已剪去，更顯出一位老學者的親和。我們天南地北神聊，從中日兩國出美人的佳山秀水，說到葬俗的差異，以及南等等，真個是興之所至，小聚甚歡。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如果我們不能麵對曆史，又如何能麵對未來？史學家更有義務麵對曆史。童年時，我曾親眼目睹了日軍在鄉下掃蕩的暴行。我對日本極右勢力複活軍國主義的叫囂，嗤之以鼻。山根先生曾在雜誌上著文抨擊這種叫囂，充分顯示了曆史學家的正義感。前幾年，我曾寫過一首小詩，謳歌中日人民的友好情誼。
現在發表出來，贈給山根幸夫先生，以及其他日本朋友。願中日友好，燦如櫻花，並像梅花那樣，經得起冰雪的考驗。詩曰：
樓花，櫻花/開在富士山下/梅花，梅花/開在長城腳下/梅花暗香浮動/櫻花燦如雲霞/她盛開在人生的旅途/她盛開在錦繡年華/她令我魂牽夢縈她伴我走遍天涯/天邊的櫻花倚雲栽/梅花開處是我家/母親在微笑/種子在發芽……/嗬/別了梅花/就是櫻花。
（原載《中國文化報》1998年10月6日）
附識：山根幸夫先生已不幸於2005年6月24日病逝。願他的在天之靈安息。2006年8月20日記。
他至少能活到一百歲——漫話方成
我知道方成大名，屈指算來，已經有54年了。當時，我正在建湖縣上岡鎮讀初中。《人民日報》上經常刊有前蘇聯漫畫家庫克裏尼克塞以及中國漫畫家方成、鍾靈合作的國際時事漫畫。後來，見到報刊上有文章說，方成、鍾靈是“中國的庫克裏尼克塞”。隻是方、鍾是兩位畫家，而庫克裏尼克塞是三位畫家合作的筆名。時正抗美援朝如火如荼，小鎮的街上貼滿了標語、漫畫。而其中的漫畫，有一部分就是包括我在內的班上的美術愛好者複製、放大方成和鍾靈的漫畫而成的。從此，我一直是方成漫畫的愛好者。1955年，我上了複旦大學後，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過堂》更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但我認識方成，不過是近七年的事。如同方成在一篇文章中所說雜文家與漫畫家是天然的盟友，如果很久未見麵，彼此都會想念的。我在治史之餘，寫了不少雜文。在一次雜文家的聚餐會上見到方成，我送他一本雜文集《牛屋雜俎》，他很高興，我們開始成為朋友。這些年來，我們除了不時在座談會上、餐桌上頻頻見麵外，我也去過他家幾次，並有幸與他一起暢遊中山、珠海、深圳。在一個星期內朝夕相處，更切身感受到這位比我年長19歲的老大哥忠厚長者的人格魅力。
就從這趟南國之行說起吧。前年初冬，我遊蜀歸來，什邡市的國畫家趙彬托我將他的畫集送一本給方成。於是我去了方成家。他翻開畫集，很欣賞，說趙彬博采眾長，畫風雄渾，意境高遠。並當場取出一冊他的漫畫集簽上名，要我轉送趙彬。我知道，他經常應邀外出，一年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時間在各地度過，真個是無處不在，浪跡天涯。我問他：“方老，最近外出嗎？”他說：“明天中午就走，飛到深圳，然後到老家中山。”我聞之大喜，忙說：“我前年到過中山，但隻參觀了中山故居，別的地方沒去。我很想去瞻仰詩僧、小說家蘇曼殊的故居。湖北有個女孩子，曾在我家當過小保姆，現在中山打工，我也想趁便去看看她。”他說：“行！跟我一起走方便哪，我跟中山文化局打個招呼，就說你是我的好朋友，明史專家，旅費都由他們出。你現在就去買飛機票。”我說：“太好了！但是我身邊沒有那麼多錢，回家後我就去買。”他說：“我有錢嘛！你回家後拿錢再買，買不到最後那一航班怎麼辦？”說著從上衣的口袋裏，取出一疊錢數了起來，我看著100元一張已數到20張，忙說已經2000了，足夠了！趕緊告辭去離他家不遠的呼家樓民航售票處買了機票，然後在電話中告訴他。他說：“很好。你明天先到我家來，我跟報社要個車一起走，省得你再打的。”次日，我提前去方成家，將2000元還給他。他說：“急什麼？”我硬塞到他的口袋中。
我們很快到了首都機場。他對我說：“把身份證、飛機票給我。”我書呆子氣十足地問他：“幹什麼呀？”他說：“辦登記手續啊！”我趕緊說：“啊呀！您這麼大年紀，這件事應當由我來辦。”他說：“我走路比你快，辦這種事很熟練。”雖說我很感動，並覺得有些慚愧，但還是把身份證、機票交給他了。他手腳麻利地辦好了手續。飛抵深圳後，中山文化局派車來接。上車不久，他就把2000元還給我，說：“很快就會報銷的。”在中山、深圳，每天早上六點半，他準時打電話叫醒我，說：“起來了嗎？七點鍾吃早飯。”本來，我應當處處照顧、侍候方成老爺子，事實上完全倒過來了。我認識不少文化前輩，像方成這樣厚道的長者，還真是少見。
在中山期間，該市文化局一位姓紀的副局長，對我們熱情招待，悉心照顧。他對方成非常敬重，哪怕方成寫的一個便條，他都珍藏著。他很想得到一幅方成的水墨漫畫，但又不便啟齒。我看出他的心思，便說：“到深圳後，得空我與方老合作一幅魯智深送您，他畫好後，我在上麵題跋，差不多等於寫一篇短雜文。”老紀一再稱謝。到深圳麒麟山療養院後，方成興高采烈，因為那裏山清水秀，鳥語花香，池中水蓮盛開，金魚遊來遊去，儼然是行吟詩人在漫步。我跟他說了要合作一幅畫送老紀，他說此人很好，可以送他一幅畫。我說：“您就畫一個魯智深，畫得越凶狠、越憤怒越好。”他問為什麼？我說您畫好後，看了我在上麵的題跋就知道了。吃好晚飯，他在臥室的桌子上，很快就畫了一幅揚起濃眉、睜著似乎噴出一腔怒火的環眼、手執閃著寒光要橫掃貪官汙吏的禪杖的魯智深，真把魯智深畫活了！我拿起筆在畫上即興發揮，寫了近200字，盛讚魯智深是除惡的活佛。方成看了說好。我仔細欣賞這幅水墨魯佛爺，真是愛不釋手，很不好意思地說：“方老，您這幅魯智深畫得出神入化，我真有些舍不得送人。”他忙說：“怎麼能失信於人？畫還是送給老紀。你這麼喜歡魯智深，我再畫一幅送你好了。”第二天清晨，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間，指著桌上又一幅畫好的魯智深，對我說：“我昨晚開了個夜車，畫好了，送你，現在輪到你在上麵發揮了！”麵對這位84歲高齡的前輩，我感動得不知說什麼才好。我拿起筆在上麵題跋，他看到落款上“鹽城百姓王三爺春瑜見方成翁新造智深佛像，感而書此”雲雲，不禁哈哈大笑。是的，在他為數眾多的老少朋友中，有誰居然自稱三爺？隻有我“王三爺”，豈不好笑。我很珍惜這幅畫，不僅是畫好，更凝聚著方老對我的深誼。返京後，我托故宮友人請國寶級的裝裱師裱好此畫，又請畫店配上鏡框，懸於客廳，朝夕相對。此畫和我的跋文在多家報刊上發表，包括香港《大公報》，受到文友的好評。
方成是最守信用的人。文友中舒展、牧惠、陳四益請他為雜文插圖，他再忙也會擠出時間來畫。我們在深圳時，神通廣大的陳四益居然把傳真發到招待所，請他配畫。他微笑著說，“陳四益真有本事，傳真追著我屁股來了。”我親眼看到他為陳四益的一篇雜文配上插圖。去年冬天，我從郊區方莊遷居市中心西什庫大街。新居寬敞，我邀請好友方成、邵燕祥、牧惠、柳萌、何鎮邦、陳四益、孫毓霜等來小聚，請他們喝茶。但天有不測風雲，忽然下起了大雪。我妻擔心地說：“天這麼冷，這幾位年紀都不小了，方老更是年高，來不了了吧？”我說：“他們都會來，方老也肯定來，他是最守信用、最重友情的人。”不久，他果然就興致勃勃地爬上五樓，撣著身上的雪花，撳響我家的門鈴。一進門就說：“羊年快到了，我已84.5歲了！”邵燕祥說：“是啊，接下來就要掛羊頭賣狗肉了！”大家都哈哈大笑。方成看到王元化先生給我寫的“老牛堂”橫匾，連連誇獎字寫得好。而當看到他題寫的“老牛堂”三字我也已裝裱、配上鏡框，掛在書房牆上，說：“我的字也配掛在這裏？”我說：“您雖然不是書法家，但寫的字別具一格，與眾不同。”他說：“這倒不假，是方成的字。”說著還做了個鬼臉，一副老頑童模樣。
去年四月，我回鹽城老家掃墓，結識一位民間企業家。他投資2500萬元，蓋起了化工廠，想請一位名人題寫廠名。我說：“最好請方成先生來題，他不僅是漫畫大師，在國內外享有盛名。而且他畢業於武漢大學化學係，是你們化工行業的老前輩。”這位朋友鼓掌稱善，托我返京後向方老求字。但不久“非典”肆虐，朋友們都閉門讀書、寫作。我致電方成，得知他扭傷了腳，拄著拐杖。他說：“隻好老老實實呆在家中了！老天爺真照顧我，要不然我在外麵亂走，傳上非典怎麼辦？”待“非典”形勢好轉後，我去方成家。可憐老人仍拄著雙拐，正如俗語所說：“傷筋動骨一百天”。但他仍艱難地給我的朋友寫好廠名，而且寫了好幾張，讓我從中挑選。不久，這個工廠正式剪彩，方成的題字被放大後置於門口的牆上。當眾多來賓知道題字的那個人就是畫《武大郎開店》的方成，無不拍手叫好。
在我的心目中，方成是個道德高尚、熱心隨和、珍惜友情的長者，他是師長，也是好友。至於他的睿智、幽默、勤奮、坦誠，在文化界更是盡人皆知。他臉色嫩白，沒有皺紋，看上去也不過是60出頭。幾年前，我曾在他的雜文集《畫裏話》的跋文中說：“要是他活不到100歲，肯定是老天爺犯糊塗了！”現在，我更以為我說的是“至理名言”。
2003年9月24日（刊於《傳媒》、《北京觀察》等，後入拙著《老牛堂回記》，遠東出版社印。）功夫文章學子書——陳學霖先生小識這是一句老話。1989年秋，當時我並不相識的武漢高戰先生，在報上著文，用此話作標題，肯定我的一本書，很令我感動。午夜夢回，我不免暗自心驚地反問自己：我當得起這樣的盛譽嗎？這不時的反問，至少也可以減少自己的文人的通病，每每三分得意，便七分輕狂。平心而論，時下著述多如牛毛，但能當得“功夫文章學子書”這七個大字的，恐怕充其量也不過是萬分之一。近讀陳學霖教授的新著《明代人物與傳說》（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我覺得用“功夫文章學子書”評之，他是當之無愧的。
此書由《明太袓文字獄案考疑》、《明初都督寧正父子傳記輯補》、《〈明史·徐賁傳〉糾謬》、《劉伯溫建北京城傳說探頤》、《〈莫武神·永樂像〉傳說溯源》、《王景弘下西洋之史事與傳說》、《李賢與“土木之役”史料》、《漆工楊塤事跡考述》、《暹羅貢使“謝文彬”事件剖析》九篇學術論文組成。即使是史學圈外的人，看了這些文章的標題，也能感受到其學術分量。這些論文雖然都發表過，但此次結集前，每篇都經過著者的修訂和潤飾。而有幾篇文章，由於新史料的發現，著者更作了大幅度的增刪改動，充分顯示出孜孜不倦、一絲不苟的嚴謹學風。
學霖先生的這些研究成果，對明史學做出了重要貢獻。例如，海內外有相當一批明史著作，包括影響巨大的吳晗《朱元璋傳》，述及明初文字獄，都依據趙翼《廿二史劄記》《明初文字之禍》等資料，說朱元璋炮製“表箋之禍”，在名士徐一變、釋來複等所上表章或詩文中，尋尋覓覓，因文字聲音觸犯朱元捧對“僧”或“賊”等詞忌諱，如以“則”嫌於“賊”、“生知”嫌於“僧知”、“法坤”嫌於“發髡”等而慘遭殺戮，並由此而給朱元璋下結論：“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學霖先生對此未敢輕信。他旁征博引，鉤稽史實，以史源學為突破口，發現此類案件，明初文獻並無記載。嘉靖以後的野史稗乘，才議論紛紛，而到萬曆末年的《國朝謨烈輯遺》則更寫得有鼻子有眼，煞有介事，至清人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則已集大成，儼然定讞。經學霖先生考證，徐一夔壽終八秩，何嚐死於明太袓刀下？來複涉嫌與胡惟庸同黨而死，亦與文字獄無關。如此等等，所舉證據，均確鑿、過硬，堪稱鐵板釘釘，有力地廓清了明初史研究中的幾重迷霧。猶憶十幾年前，明史學界的老前輩王毓銓教授訪美歸來，示我以學霖先生這篇大作的油印本，研讀之後，茅塞大開，始知海外對此類問題，五十年代初即已關注，而以學霖先生用力最勤，故成果最豐。正是在這篇佳作的啟迪下，我也開始考辨明初文字獄某些史料的真偽，寫了《明初二高僧史跡考析》（參見拙著《明清史散論》），糾正了《七修類稿》的相關謬誤。學霖先生的其他論文，或考辨，訂《明史》、《明通鑒》之訛，或鉤沉，使堙沒不彰的人與事，重見天日。如指出在土木之變中，圖謀行剌王振者為李賢，弘揚漆工楊塤在中國漆藝史上的獨特地位等，無不顯示出他治明史的深厚功力。
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學霖先生用第三隻眼睛看明史。這指的是他以社會學、民俗學、宗教學的獨特視角，審視劉伯溫建北京城的傳說，小中見大，指出傳說故事雖然荒誕不典，但從中仍可窺知某些蒙古習俗、明初在北京和南京建城的史實，以及蒙漢兩族民族傳說的相互交流，顯然具有重要價值，值得史家垂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樣的研究方法，是值得我們借鑒的。我以為，此文與他在1970年發表的研究《燒餅歌》的大作，有異曲同工之妙。
陳學霖教授原籍廣東新會，1938年生於香港，後負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獲哲學博士，專攻宋元明史，著有中、英文《宋史論集》、《劉伯溫與哪吒城》等十種，可謂著述宏富、學如積薪。他是個拾薪不綴者，厚積薄發，與輕薄為文者有天壤之別。幾十年來，為了史學，他常年遠離在美國的妻兒，先後在澳洲、新西蘭、日本、香港、台灣等地講學、研討，犧牲了不少親情。“道路隨緗帙，乾坤到彩毫，丁年無曠日，乙夜有燃膏。”（李因篤：《顧亭林先生二十韻》。《壽褀堂詩集》卷六）學霖先生正是這樣一位勤奮、堅韌的史學家。
虎年2月24日於老牛堂
（原刊《文彙讀書周報》，後編入拙著《廟門燈火時》，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