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先生對“左”深惡痛絕。我曾問他對三位故人的評價，他分別回答：“左”，“也左”，“更左”。對受業弟子，他一向關懷備至，以不才而論。
“文化大革命”中我遭受嚴重政治迫害，喪妻。平反後，譚先生及譚師母曾為我介紹小名三妹者，秀麗端莊，後移民加拿大，此事才未成。他親筆寫信給社科院曆史所領導尹達先生，鼎力推薦我，我得以調入曆史所。1979年三月，譚先生進京參加全國人大會議，住國務院二招。他給我來信，要我去看他和周穀城師，知我來京不久，路不熟，特地在信的背麵畫了一張地圖，告訴我怎麼走。這讓我感受到父愛一般的溫暖。此信我至今仍珍藏著。
譚師謝世12年了。望斷南天無覓處……唉！
2004年12月24日於老牛堂（刊於《人民日報》“大地”，後編入拙著《老牛堂四記》）
文學正宗，乃“旁門左道”
我與趙景深教授素無往來，近日作為休息，閱讀趙老的《文壇憶舊》（1948年上海北新書局出版）不禁勾起對趙先生的片斷回憶。
我在中學時代就很仰慕趙老。雖然讀魯迅的書，知道趙先生曾誤把天河錯譯成“牛奶路”之類，魯迅作過打油詩譏之，但我從各種文學書籍的目錄上，知道趙先生什麼都寫，如果出全集，一定是洋洋大觀的。因此，在我看來，誤譯之類，不過是小事。進了複旦大學後，我因參加了複旦美術社、複旦詩社，而且是《複旦詩刊》的編委，與中文係同學的接觸日漸其多，慢慢知道，趙先生在中文係的地位並不算高，沒能評上二級教授。一些人認為他搞的鼓詞、戲曲史之類，非因此瞧不起他。對此，我感到茫然。令我大惑不解的是：王國維不是也搞過戲曲史嗎？顧頡剛不是也曾醉心於民謠之類的俗文學研究嗎？而他們都是深受學人尊敬的一代鴻儒。聽說，趙先生為人極隨和，是個好好先生。我曾經想去拜訪他，但又終於沒有去。那原因，無非是隔係如隔山，我畢竟是曆史係的學生，更何況我本來就不愛朝老師家中跑。
回首往事，趙先生留在我印象中最深的，一是他登台演出，二是他的學術報告。
大約也就是1955年前後，據說在趙先生的倡導下，上海成立了業餘的昆劇社。他在戲劇界有很高的聲望，有時請這個劇社在周末到複旦登輝堂演出，自然是招之即來，來之能演。而且連言慧珠那樣的名角，也來獻技，這真使我們這些窮學生大飽眼福了。第一次演出，似乎是1956年的夏天，學生會文娛部找了我，畫了一張海報貼在校門口。演出前，趙先生首先登台講話，向觀眾介紹昆曲知識，這並沒有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出乎我們意料的是，大幕啟後，首先登場的竟是趙先生，扮演呂洞賓，身穿藍道袍，戴著胡須，手拿拂塵，有板有眼地唱著。他的動作不多，但台風是穩健的。我忽然聽到鄰座的兩位女同學在小聲議論：“哎呀，趙先生摘掉眼鏡，就看不清爽，格老（所以）儂看伊在台上木星星（不靈活之意），倘若跌到台下來，那能（怎麼）辦？”“哎呀，是格，是格！”——我心中暗笑，這兩位小姐不是杞人憂天，而是杞人憂跌，實在令人有滑稽之感。當然，這兩位女同學的尊師、愛師之心，溢於言表，還是值得稱道的。
似乎是1958年的校慶，我到教學大樓的一個教室裏，聽趙先生的學術報告：《弋陽腔鉤沉》。也許是這個題目偏窄，聽的人不算多，隻有二十幾人，但卻有從市區趕來的文藝界人士，如著名的上影配音演員胡慶漢等。趙先生說了一會兒，大概是從聽眾的表情上，發現人們對到底什麼是弋陽腔仍未了然，便說：“這樣吧，我唱給你們聽，你們就清楚了。”說著，他便唱起來，並邊唱邊講解，跟昆曲、京劇作對比，人們對弋陽腔的起源、特點、影響不僅清楚了，而且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據我所知，在前輩著名學者中，善唱昆曲的，除景深先生外，還有宋雲彬先生，及地學泰鬥譚其驤先生。而今，趙、宋二老，都已謝世，其驤師年過古稀，身體欠佳，恐怕連偶爾哼一兩句的雅興也不再有。遙想當年趙老唱昆曲、弋陽腔的音容笑貌，真是恍如隔世了。
讓我還是回到開頭《文壇憶舊》的話題上來。該書內收《立煌的戲劇節》一文，其中述及1944年2月15日，也就是當時民國政府規定的戲劇節那天，趙先生在立煌縣城（今安徽金寨縣）立煌劇院中，粉墨登場，與孟達成、範慧英合演昆曲《長生殿·小宴》。值得注意的是，為趙先生等伴奏的樂器，有小提琴、曼陀鈴，雖然主要樂器仍然是張宗和教授（沈從文先生內弟）的笛。趙先生寫道：“把西洋樂器來配昆曲，可說是一個大膽的試驗。”這種革新精神，是值得當今觀眾越來越少的戲曲界學習的。
1988年8月18日於京西八角村
（刊於《古今掌故》，後編入拙著《廟的燈火時》）
一位“牛老前輩”——賈植芳
牛年逝水，不舍晝夜。轉瞬間，我的本命年如同西沉的紅日，一大半已經沉下去了。回顧牛年，俺老牛實在是平平淡淡。但是，有一首歌不是唱道“平平淡淡才是真”嗎？其實，身為學者、文人，能夠在“海不揚波”、書桌平穩的環境中生活、研究、寫作，就像老牛在風和日麗的綠野裏，看著“桃花流水鱖魚肥”、“一行白鷺上青天”，一步一個腳印地耕耘著，是很值得珍惜的福分。
我想，屬牛的人，包括不屬牛者，以及在田間耕作的牛，最怕的事，莫過於不讓他們和它們平平淡淡，來個角色互換。牛本來就是牛，“文化大革命”中卻將牛大張旗鼓地擬人化，“牛鬼蛇神”滿天飛，這對吃苦耐勞、默默無聞的牛來說，豈非是名譽掃地？而更不幸的是人，不管你是不是屬牛，卻把你像趕牲口一樣，趕到“牛棚”裏去，從此淪入是人而又非人的活地獄。誠然，也有人曾在“牛棚”中作詩曰“莫道牛棚天地小，人生哪得此清閑”，但這不過是含著眼淚的苦笑，學習阿Q老爺子處世哲學的心得罷了。絕大多數蹲“牛棚”的人，無不度日如年。謂予不信，請讀讀陳白塵先生的《牛棚日記》、賈植芳先生的《獄裏獄外》之類作品，便一清二楚了。
我對陳白塵先生很仰慕，但無緣拜識，深以為憾。至於賈植芳先生，六十年代我在複旦大學曆史係讀研究生時，他雖已從監獄釋放，卻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在複旦印刷廠從事繁重的勞動。“文化大革命”中，打入“牛棚”，一度與我住在一個宿舍。當時，我不可能與他有交往。
去年5月，我在複旦賓館小住，書店中遇到賈先生，遂向他問安，送他一本拙著雜文集《牛屋雜俎》。他一看封麵就笑了。我想，“牛屋”二字，他一定心領神會。賈先生及任敏師母、他們的女兒賈英小姐，都很熱情，邀我去做客。次日我去拜訪，與賈先生聚談甚歡。雖說他已年逾八十，但記憶力甚好，思維敏捷，語言幽默，所述均文壇掌故，有些更鮮為人知。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還是他所述由人變為“牛”後的世情冷暖。昔日的同事、弟子，路遇時，有的怒目而視，有的裝做視而不見。而譚其驤教授，遇到他時，隻要周圍無人，總要關切地說一聲：
“老賈，多保重啊！”作為時下名重當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專家、小說家、教授的賈先生，問候他的人多矣，但在人妖顛倒、人牛錯位的當年，其驤師的那聲問候，該是多麼的珍貴，足以勝過現在的千言萬語。
我也向賈先生說起我在“牛棚”的經曆。當時我還年輕，比起賈先生來，實在是後生小輩了。我的書齋名“老牛堂”，有閑章一方，鐫“老牛”二字。我在與賈先生合影後，開玩笑說：“賈老，明年是我的本命年，到時候我會寫篇文章，連同這張照片，一起發表。照片下麵的說明是：老牛與牛老前輩。您看行嗎？”他聽後大笑，說：“行，行！”眼看牛年將逝，我趕緊寫此小文，衷心祝福雖曆經磨難而神清筆健的“牛老前輩”賈植芳老師長壽、多福。
胡適先生曾勸他不要回國——王毓銓
去年10月27日，北京已是落葉飄零的晚秋，我接到同事也是好友、宋史專家王曾瑜兄的電話，匆匆趕到同仁醫院冰冷的地下室告別室，向王毓銓，（1910——2002年）先生的遺體告別。沒有鮮花簇擁，也沒有官方或民間半多已成了八股調的悼詞，更沒有擁擠的人群，隻有聞訊而來的曆史所部分同事，及個別所外同行。我向毓老深深鞠了三個躬，凝視著他安詳的遺容，幾多蒼涼，幾多感慨，湧上我的心頭。
是的，“死去元知萬事空”。他當然什麼也不知道了。但是，他也曾激情過，燃燒過，輝煌過，倒黴過，悲愴過，無奈過。人嗬，什麼是人的一生？酸甜苦辣而已。小人物、大人物、凡夫俗子、才子俊彥，概莫例外。毓老無疑是史學界的俊彥，作為中國經濟史（主要是貨帀史）、秦漢史（主要是秦漢經濟史）明史（主要是明代的軍屯、皇莊）學界的老前輩，他的學術成就，是令人矚目的。即以《明代的軍屯》為例，出版後，被國內外明史學者一再引用，公認為是研究明代軍事史、經濟史的典範之作。我的好友台灣中國近代史專家張存武兄曾告訴我，在兩岸隔絕的年代，有次他去香港，買到此書。過台北海關時，偷偷藏到大衣袋內，然後把大衣搭在臂上，作瀟灑狀，才“蒙混過關”，將此書送給明史學者張治安教授，治安兄如獲至寶。僅此一例，也足以說明學人對毓老著作的重視了。但是，回顧毓老的一生，依然是曲折、坎坷，“世路崎嶇難走馬”。
他在讀中學時，曾參加共青團，那正是第一次大革命的燃燒歲月。隨著“四一二”政變、大革命的夭折，他又回到了書齋。他在北京大學曆史係的畢業論文，是胡適先生指導的，給了他85分。有次毓老與我聊天，說起此事，微笑著說：“你要知道，胡適先生打分很嚴，85分是最高分了！”後來，他去了美國，還是研究中國曆史，待遇豐厚。大概是1985年，他有次跟我聊天，神情莊重地說：“現在想來，真有點兒荒唐、可笑！一個中國學者研究中國曆史，卻要跑到美國去研究！”我聽了不知說什麼好，一時語塞。說起胡適對他的關懷，他是一直懷著感激心情的。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總理發表講話，號召海外知識分子歸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他動心了。（也許是老共青團員的政治情結使然？）向他的老師胡適先生談了自己的想法。胡適不以為然，說：“在美國的華人漢學家中，你的工資是最高的，大大超過了我。這樣好的做學問的條件，應當珍惜。”過了些時候，他決心回國，再次去見胡適，說：“這是一個新中國啊！建設新中國要靠大家，包括我們這些在海外的中國人。”胡適看他主意已定，便請他吃飯，語重心長地說：“你回國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批判我，否則你難以立足。”而今，毓老已作古矣。倘若當年他聽從恩師胡適先生的話，不回國，安安穩穩地做他的學問，有兩點是肯定無疑的：一、他將取得更豐碩的研究成果；二、他就不會中年婚變，落入圈套，差點兒坐牢，以致晚年灑惶、孤寂；更不用說，與我輩知識分子一樣，“四清”、“文化大革命”接踵而來，在扭曲屈辱中，耗費了十多年大好年華。然而，逝去的曆史是不能假設的。我的“倘若”，除了感歎，還能有什麼呢？
毓老是大學者，也是典型的書生。他臧否人物，實話實說，使一些同道不悅。他曾說某教授研究經濟史“尚未入門”，傳至此老耳中，令其極為不快；說某先生是“萌芽專家，而實際上中國根本就沒有資本主義萌芽”，使此兄升等受阻，因而結怨。他在擔任明史研究室主任時，對我輩後生期望很大，要求也就很高，如要求每人讀完《明實錄》、讀五百部明人文集。至今我未能讀完《明實錄》，慚愧之至，料想其他同事當與不才大同小異。僥幸的是，我在升副研、研究員時，由於毓老的寬宏，“上天言好事”，都是一路順風，一次通過。而有的同事，則由於毓老的直話、實話，一再受阻。“落第舉事”的心情，毓老是難以體會的。
有件小事，當時曾令我啼笑皆非，為故至今仍記憶猶新：1989年初秋，在經過那場政治風波後，我去探望毓老。他的很多看法，與我一樣，憂心忡忡，溢於言表。直到天漸漸黑下來，他仍留我再談下去，並熱情地說：“你就在我家吃便飯好了。”我連連推辭，老實說，我對其夫人（後在她堅決要求下，暮年的毓老隻好與她離婚）向無好感，也從未當師母那樣尊重過，豈能在這裏吃飯？但毓老一本正經地說：“我先去問問她，有沒有你吃的晚飯。”我聞之一愣，一會兒他從對門回來，跟我說：“她說沒有你吃的晚飯。”毓老書生氣到什麼程度，於此不難想見。他是一個真實的人，沒有半點掩飾、一絲虛偽。
外界每有傳言，說他瞧不起謝老（國楨）我去曆史所較晚，不知道他是否曾經低評過謝老。但是，我清楚地記得，有次他來研究室找我說事，提起謝老，他說：“把筆記資料引進明代經濟史的研究，這是謝老的一大貢獻。這是人家的成就，是必須看到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我致力於研究明朝宦官，對劉瑾的評價，與他分歧很大，但他不以為忤。我與杜婉言女士合著的《明朝宦官》出版時，他請其老同學張政浪先生題寫封麵，一再說“玉峰（張先生）的字好”。並告訴我《清明上河圖》上有馮保的題跋，後來我買到了此畫的複製本長卷，在畫末馮保的字果然赫然在焉，加深了我對馮保文化素養的認識。
去年冬，我遷居西什庫大街。這裏原是明代宮廷中西邊由宦官掌管的十個庫房。倘毓老還健在，得知我搬到這裏，會不會說我研究宦官，竟搬到當年宦官的老窩裏呢？嗚呼，碧落黃泉，毓老何在？思之泫然……2003年3月14日下午於西什庫老牛堂（《教師報》2003年4月20日；又刊於《博覽群書》、《明史論叢》、《文彙報》、《大公報》，後編入拙著《今古一線》，上海古籍出版社印。）
三、友情何當共剪西窗燭——憶楊廷福學長和中華書局的朋友們我在童年時，雖僻處海隅，就已知道有個中華書局。隨著老米飯越吃越多，又愛好文史，考進複旦大學曆史係，從本科到研究班，一共讀了多少中華書局出版的史料、著作，真是難以統計。我想，凡是專攻文史、在書海裏覓食的人，都會與我有同樣的經曆。因此，回顧我求學、治學的生活，不能不對中華書局充滿敬意。但是，中華書局在我記憶深處，留下的不僅是敬意，更有溫馨的一麵，每一思及曖心間。
我指的是上世紀70年代後期與80年代前期，我與中華書局朋友們的往來。
我是1979年初從上海師大曆史係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曆（1924——1984年）的熱心相助有很大關係。
廷福教授是隋唐史專家，對唐律、玄奘的研究更獨具匠心，成果豐碩。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被“四人幫”把持的上海公檢法軍管會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監督勞動近七年之久。
那罪名，實在荒唐，現在不說也罷。“四人幫”粉碎後，我心裏很清楚，我是因為參加反對張春橋的鬥爭而淪為階下囚的。現在張春橋是階下囚了，我理所當然地應當換一個位置，還我自由。我在學校內公開貼出要求複査的聲明，幫我貼聲明的，隻有當時還是少年、現在遠在澳洲定居的我兒宇輪。緊接著，我便開始寫揭露張春橋之流罪行的大字報。使我難以忘懷的是，廷福學長義無反顧地幫我抄大字報，還幫我貼出來。
1977年春天，我終於被徹底平反，重新走上教學崗位。但不久，廷福學長即被借調到中華書局，參加由季羨林前輩主持的《大唐西域記》注釋工作。我是個習慣坐冷板凳讀書、寫作的人，更適合搞研究，最理想的崗位，便是曆史所。廷福學長非常支持我，在京中奔走，去曆史所找我的老同學，以及他自己的熟人。好事多磨，經過一年多時間，在譚其驤師及北京市、上海市有關領導劉導生、王一平、舒文等同誌的關心下，我終於在1978年底，辦好一切手續，進京工作。行前，返滬探親的廷福學長，特地約請湯誌鈞學長、錢伯城兄，到上海著名的“東風飯店”，參加由胡道靜老學長做東為我餞行的晚宴。進京後，我倆過往從密。我經常去中華書局看他，並由他介紹，結識了傅璿琮先生、張忱石先生、謝芳先生、崔文印先生、魏連柯先生等，諸兄的嚴謹學風、平易近人、熱情好客，都使我有一見如故之感。近日我翻開這一時期的日記，便有很多與他們往來的記載，仿佛時光倒流回去20年，讓我倍感友誼的溫曖。
進京後，我發表的第一篇有較大社會反響的文章，是《“萬歲”考》。先登在1979年秋的中國社科院寫作組《未定稿》上，後來為國內外的多家報刊轉載。在寫作過程中，廷福學長對我鼓勵最多。我曾去中華書局看他，表示要寫這篇突破禁區、也許會冒政治風險的文章。他說沒關係，“四人幫”時大搞文字獄的暴政，畢竟一去不複返了！後來，他又在中華書局遍査史籍，抄了幾條史料，專門到曆史所我住的“土地廟”（按：當時所內同事對我所居鬥室的戲稱）告訴我。其中《詩鍾》裏的一則有關萬歲的對聯，就是我不曾掌握的。廷福學長交遊甚廣，他喜歡把他認為人品一流的飽學之士介紹給我。
如馮其庸教授，就是他介紹我認識的。《“萬歲”考》草成後，我寄給馮先生看，他連夜快讀，給我回信，說讀了此文，“可連浮數大白”，予以充分肯定。從此我們成了好友。20多年來，我一直視他如長兄，無話不談。傅璿琮先生，謙謙君子也。廷福學長幾次跟我說：“傅璿琮先生，學問很好，為人再老實不過了，1957年居然把他也打下去，真是冤哉枉也！你下次來中華書局時，不妨去看看他。”後來我去拜訪傅先生，很談得來。璿琮兄熱情地說：“你以後哪怕是路過此地，也要進來歇歇腳，喝杯茶。”他與張忱石、許逸民先生創辦了《學林漫錄》，向我約稿。我不僅陸續寫了《漫話高夫人》、《蒙汗藥之謎》、《蒙汗藥續考》、《秋夜話謝老》等文章，還約了亡友吳泰等學者，向《學林漫錄》供稿。“文化大革命”前，中華書局出版過《曆史人物傳記譯注》叢書，受到讀者的歡迎。這時，傅璿琮先生、張忱石先生等決定繼續出版這套叢書，他們知道我主要是研究明史的，約我將《明史》劉瑾、魏忠賢的傳譯注出版。我因事忙，便約請同事杜婉言編審，分頭注釋。我專門寫了一篇《明代宦官簡論》，作為附錄。這雖然是本小書，也是我與中華書局友誼的見證。
80年代初，很多單位住房緊張、夫妻分居兩地，中華書局、曆史所概莫例外。謝芳、魏連柯諸兄，都住在辦公室，有時自己動手，燒幾個菜，聚餐、聊天。廷福學長、連柯兄打電話給我，我當然樂得去“打秋風”。大家邊吃邊聊，在我看來，聊天比吃飯、喝酒更有味。我們彼此都不設防，談天說地，真個是其樂無窮。連柯兄是有些酒量的，我們成了酒友。有時我去中華書局，有時他來曆史所，喝酒聊天，切磋學問，成了摯友。張忱石兄住家離曆史所很近，他燒得一手好菜，我曾去光顧過多次。至於經常托他代購中華書局的書，更是不在話下了。
然而，隨著楊廷福學長返滬執教，並不幸於1984年春患肺癌辭世，僅得中壽；魏連柯兄調回河北，終於夫妻團聚；我則先後住到古城、方莊，離中華書局距離日遠。因此，與中華書局的朋友們，往來日稀。但是，“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20多年前，與中華書局朋友們往來的日子，令我眷戀。而多次與廷福學長在中華書局的秉燭夜談，他的音容笑貌，時時在我的眼前浮現，恍如昨日事。歲月悠悠，天壤永隔，午夜夢回，思之淒絕。
刊於文彙讀書周報，2002年1月18日辛巳年11月27日，燈下一位忠厚長者——懷念劉北汜先生5月12日，劉北汜先生在京病逝。我收到治喪委員會的訃告時，追悼會已經開過。在北汜先生永別塵寰之際，我未能去八寶山向他深深鞠躬、送行，深感抱愧。尤其是他年長我20歲，是文壇史苑的老前輩。對於這樣的長者，應當靈前奠灑鬆柏酒，挽歌一曲慰英魂。
前幾年，我在寫懷念複旦大學的王造時、周予同、陳守實等老師的一組文章時，文前曾寫下這兩行字：“豈敢謬托知己？不過聊慰先賢。”對北汜先生更是如此。我很早就知道他的名字。讀大學時，我性喜雜覽，常常翻閱解放前的文學期刊，在《文藝春秋》等刊物上，就讀過不少他的大作。但是，我認識劉老，不過是八年前的事。當時，他在編一套“紫禁城叢書”，約我寫一本《明朝宦官》，後來我和杜婉言編審合作完成，並在1989年出版。這樣，我們便少不了打起交道來。作為一名學者、文人，我自然常與報刊、出版社的編輯往來。而且說真的，我認識的海內外的編輯，相當不少。但是，像劉老這樣年事已高，仍事必躬親、一絲不苟的編輯，我還沒有見過第二位。即以《明朝宦官》而論，從約稿、審稿、寫征訂單、審校樣、通知我們去取樣書、領我們去財務部門取稿費，都是他親自操辦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有時譏笑小孩子的看人標準，隻知道好人、壞人。其實，做一個一輩子名副其實的好人，又談何容易？我初見劉老時，他給我的第一印象，便是個大好人。且不必說他的和顏悅色，娓娓而談，使人如沐春風。使我難以忘懷的是，他指著書桌上的一封來信說：“這是你們的老複旦鳳子的來信。她有一本散文集，還未找到出版社。倘自費出版，就要萬把塊，她哪裏出得起？”說著，輕輕地搖了搖頭，並問我：“你有什麼辦法嗎？”其實，連身在出版界的他，還沒有想出什麼好辦法，我能有什麼辦法呢？再說，我對鳳子老大姐雖敬重之不暇，但素不相識，為出版她的書作“太史公牛馬走”，我還真沒有這樣高的“階級覺悟”。可是劉老卻一再感歎：“連鳳子這樣的名家，都出書難了！”他是這樣地關心別人，對比之下，真令我慚愧。交談中，他又說起我的一位文友。此公請他向一些學者約稿，寫有關北京史方麵的小冊子，計100本，以後每本拍一集電視劇雲雲。他真的約了一些作者，有的並已完稿，但出版、拍電視，卻沒了下文。劉老問我是否知道此事？我說，我不僅也在邀約寫書之列，並也在約請代組稿之列，但我既未見到出版社的相關文件，也未見到電視台的正式通知，我自然不會理這個茬。劉老聽罷，隻是露出一絲苦笑，便未再說什麼，連半句抱怨的話也沒有。我立刻感到，坐在我麵前的，是位難得的忠厚長者。
此後，我們便很少見麵，但不時有書信、電話往來。我在主編《古今掌故叢書》時，曾向他約稿。他因太忙，無暇動筆，我當然是完全能夠理解的。他希望我為《紫禁城》雜誌寫稿，我亦因事忙，未能動筆。但有一次，他給我來信，很厚，拆開一看，是複印好的清官掌故原始資料數頁。信中說，知道你很忙，恐怕沒工夫去翻史料，是否可以用這些現成的史料，寫些清宮隨筆，《紫禁城》將辟隨筆欄目。看了劉老的信及所附資料，我感到不安。當晚就寫了《明宮史雜俎》數則，寄給他。他收到此稿後，很快就打來電話，嘉許再三，並望我能繼續寫下去。我想，環顧海內，提供史料向學者約稿的編輯，除了劉老外，我不知道還有誰，實在是見所未見，也聞所未聞。雖然，作為一名史學家，豈能用別人找好的現成史料寫文章？我並未用他寄來的一條史料，但他的敬業精神、助人為樂的長者風範，確實使我很受感動。
1994年12月30日，劉老從醫院給我來信，告我病況，向我賀年。並說，住院一年，“病已大部分緩解”，“還要繼續留院治療，看來，九五年夏以前也許差不多了”……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1995年夏天剛至，他卻永遠地走了。
劉老是位老記者、老作家、老編輯，又是文物學家，有十多種小說、散文、報告文學、史學等著作傳世。他的作風、學風、文風，都足為世人風範。我見他不過三四次，卻留下了終身難以忘卻的印象。這就足以證明，劉北汜先生仍然活著一活在讀者、文友們的心中。
1995年6月9日於芳星園
（原刊《光明日報》“文薈”，後編入拙著《廟門燈火時》。）
斯人獨憔悴--憶舒堙
1999年9月16日的下午，老作家舒堙先生（生於1914年）坐在沙發上休息，小保姆給他一杯牛奶，他喝下後，繼續閉目養神。但五分鍾後，小保姆進來一看，發現舒堙雖然仍坐在那兒，但已經逝世。他神態安詳，沒有任何痛苦的痕跡。多年來，他患有冠心病。顯然，他的心髒驟然停止了跳動。舒堙長我22歲，是位老前輩，但我們是關係比較密切的朋友，也可說是忘年之交。我曾幫他出版過兩本散文集。在舒堙家中，在同仁醫院高幹病房，更多的是在頻繁的電話交談中，我深知舒堙晚年精神上很不愉快，備感孤獨。虎年春節前，他在同仁醫院養病，應邀給《新民晚報》寫了一篇文章，他當場要我看，征求意見。文章結尾，落寞、激憤之情溢於言表，厭惡人生，說如有來世，他也不想重返人間，甚至想出家為僧。
舒堙的記憶力很好。他說他是中共秘密黨員（按：舒堙去世後，我去他家吊唁，舒堙夫人諸玉大夫談起此事，說舒堙是1933年單線入黨的）直到90年代，開會時遇到當年地下黨的一位老領導，說：舒堙，你是我黨的老黨員嘛。他才想到要恢複組織關係，但又考慮到自己老了，終於沒有辦理相關手續，心中彷徨苦悶。暮年時，他在回憶錄中，有一章是《八個夢》，寫他先後與八位絕代佳人相戀的故事。承蒙他不棄，給我看了原稿，近三萬字，我讀後拍案稱奇。這倒不在於舒堙繼承三百多年前乃袓、明末四公子之一、一代才子冒辟疆（1611--1693年）的風流餘韻，女友竟有八名之多，真是享盡人間豔福；而在於八十老翁，回憶青年時期的戀情，竟能寫得纏綿悱惻，文筆清麗，如行雲流水，堪稱是現代版的《影悔庵憶語》（按：冒辟疆的名著。但其家屬堅決反對將《八個夢》收入回憶錄《微生斷夢》（按：舒堙去世後才出版）中，也反對在刊物上發表。
我認為這八個故事，是時代的產物，舒堙若非是名公子（除遠袓冒辟疆外，乃父冒鶴亭是民國政界、學術文化界名人，周恩來的親戚）、多才多藝、年輕時長相又酷似程硯秋，以及民國時期社會動蕩、離亂，就產生不了《八個夢》。
《八個夢》實在也是時代的特殊記錄。因此，我極力鼓動舒堙將《八個夢》先在雜誌上刊出，他很動心。為此，我約了百花文藝出版社的女編輯鄧芳及美麗的徐麗梅小姐趕到同仁醫院，與舒堙麵商。二位小姐特地買了幾十朵紅玫瑰獻給他。我開玩笑說：“冒老，您看這二位小姐漂亮嗎？”他躺在病榻上，微笑著說：“漂亮。”然而，此時已被冠心病、膀胱癌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舒堙，人已痩得脫形，再也無力按編輯要求，充實他的稿子，這也是他生命最後階段的一大苦惱……而今，舒堙沒有任何痛苦地咆遽而撒手人寰，一切煩惱都隨之化為泡影，他終於解脫了，或者如同他在《微生斷夢》中所說，他像“一個演員已經裝扮起來等待許久，時刻準備出場。忽然落幕，宣布散戲了”。這雖然是很無奈，尤其是舒迺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是名記者、名演員，見過蔣介石，單獨采訪過毛澤東，與毛澤東秉燭長談，也釆訪過朱德，1957年又蒙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陪同其父冒鶴亭），與周恩來拉過家常，曾經為黨“做了不少事”（按：周總理見冒鶴亭老人時語，舒堙說是指秘密工作），最終卻默默無聞，未免是“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而今終於隨同堙沒的輝煌，隨風而逝，畫上了句號：人生嘛，原本如此而已。但我仍感慨良多。正是：“死去元知萬事空”，天垠何處覓影蹤？多少秘辛成啞謎，空教後人歎西風。
舒堙因家世背景，又才華橫溢，跟國共兩黨的上層人物有不少交往；出入上流社會，結交形形色色人物，知道很多雜事秘辛，實屬現代史的珍貴文料。前幾年，他看了王朝柱編劇的《周恩來在上海》電視連續劇後，打電話問我觀感如何，我說很好。他說：“劇中的曆史人物，我大多數都認識，與潘漢年也有過交往。潘漢年抗戰後期去見汪精衛，與日本軍隊要員往來，是奉黨組織的指示，某些人當然完全知道。”我聽了為之一驚，趕忙說：“冒老，您說的這件事很重要，應該寫成回憶錄。”他說：“世事是複雜的，潘漢年奉命去見汪精衛，後來被整得死去活來。我父親與汪精衛是老朋友，曾唱和詩詞，是詩友。汪精衛當了汪偽政權的主席後，曾來上海探望家父，談詩論詞，送他《雙照樓詩詞》。他還送了一筆錢，先父礙於情麵，笑納了。這純粹是老朋友之間的私下往來。”對舒堙說的冒鶴老與汪精衛的往來，以前我固然聞所未聞，但並不感到詫異。清初大儒、思想家、堅持民族氣節的顧炎武，就與投降清朝做了高官、後來被編入《清史稿》貳臣傳的曹溶，私下往來密切，交流考古心得，在宴會上唱和。顧炎武晚年編詩文集時，刪去了與曹溶的往來書信、唱和詩，但曹溶編自己的集子《靜惕堂詩集》時，卻保留下來了。我深切感受到舒迺的去世，帶走了很多中國現代史話的史料。
其實，也不單是現代政治史而已。舒迺與三四十年代的文化名流郭沫若、周信芳、梅蘭芳、胡蝶、田漢、費穆、許幸之、姚克、鳳子、唐槐秋、唐納、江青等熟稔，他寫成回憶文章的，寥寥無幾。他與我聊天時，常常說起這些人的遺聞佚事，我覺得都是文壇史料。有次他跟我說：“我1957年後墮入拔舌獄，從此在人們的視線中消失，江青把我忘了。幸虧如此！倘若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想起我，不把我整死才怪。”我說：“為什麼呢？”他說：“你不知道，唐納與我是東吳大學的同窗，交情很深。他與江青——那時叫藍蘋--結婚後，經常吵架，我常去勸架。江青在上海的活動，我清清楚楚。”
舒堙真的很愛開玩笑，他在語言上有獨特的天賦。他的英語很流利，自不用說，還能說一口道地的上海話、蘇州話、鎮江話、如皋話、北京話、四川話等。聊天時，他說到某地某人，常用其方言表述，惟妙惟肖。中央電視台播放《水滸》時，他非常欣賞王婆扮演者李明啟的演技，認為是電視劇《水滸》中最優秀的演員。他打電話給表弟黃宗江先生，盛讚李明啟。宗江開玩笑說：“五哥，您這麼喜歡她，我把她帶來拜訪您如何？”舒堙一本正經地說：“那我不成了舒大官人了嘛！”宗江聽了大笑。
1999年2月12日，舒堙來電說事。春節將至，我便提前給他拜年。他說：“我已85歲了，來日無多（按：也許他有預感，兩個月後，他就去世了），沒做出什麼貢獻，直覺得活著沒意思。”我立即安慰他：“怎麼這樣說呢？您有那麼多作品問世，貢獻很大。”並打趣他（我是常常與這位老前輩開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