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親情
父母碑文
因家貧，恒祥公（一八九四年農曆五月四日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十三歲即為人傭耕，旋玄蘇州抬轎、趕驢、拉黃包車。一九四六年土改後，始返鄉務農，勤勞終身。公性耿直，急公好義，全力培養兒孫，譽聞鄉裏。曹孺人（一九〇三年農曆七月十九日至一九七二年元月三日）勤儉持家，憐貧惜幼，抗日戰爭時曾為新四軍做鞋，照護傷病員。一生良善，梓裏口碑。願後世兒孫，毋忘清德。
時維公元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九日，不孝男春友（蔭）、春才、春瑜、婦女淑珍率族眾叩祭先考恒祥公、先妣曹孺人：
托先考先妣洪福，眾兒孫事業有成，興旺發達。先考、先妣恒以為念之宇輪孫，十年前遠渡澳洲創業成功，今特萬裏歸來，隨眾祭掃，敬獻鮮花、香果、美酒致奠，叩祈魂兮歸來，伏維尚饗。謹獻詞曰：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前輩大德，永誌莫忘 。
一九九九年農曆三月初四日
窮證——亡妻過校元女士小記
我並不喜歡收藏。對於時下日趨風靡、很多人趨之若鶩地搜集真真假假的爛古董、銅錢和毛澤東像章、郵票之類，皆無興趣。沒有那麼多閑工夫。但是，作為一個雖然還未很老、但畢竟已不年輕的文化人，寒家總有不少文化積存，其中包括收藏家們已經或正在感興趣的東鱗西爪、一枝一葉。
譬如說，我在翻舊相冊、筆記本、畫冊、書籍時，有時會發現上海、北京、江蘇等地的糧票。其中上海的半兩糧票，在全國堪稱獨一無二。當時憑此票可買一碗豆漿，或一根油條，也因此遭到外地人、特別是北方漢子的譏評：“上海人小家子氣十足！糧票居然有半兩的，還不夠塞牙縫，虧他們想得出！”其他還有工業品券、布票、油票、買豆製品卡等等，都是我多年前隨手亂放，時間久了，也就忘諸腦後，有時找東西、査資料時，又使這些雞零狗碎之類，重新躍入眼簾，勾起我許多沉重、無奈的回憶。有的事，更是刻骨銘心，令我老淚縱橫。
娶妻生子，人生大事也。我妻過校元女士，無錫人，1955年考入複旦大學物理係，與我同屆。但我讀的是曆史學。我們在1956年相識相戀。1958年，她提前畢業，留校工作，參加了研製我國第一台模擬電子計算機的工作。從1959年冬開始，複旦大學的食堂越來越緊張，靠每月二十五斤的定量糧票吃飯，副食品又少得可憐，我根本吃不飽。校元吃飯時，每次總要將碗裏的飯撥一些到我的碗裏。1961年初，我留校讀研究生已經一年。我倆商量多次後，決定結婚。因為結婚後，才能拿到戶口簿，而有了戶口簿，便有了副食品供應證，每周可買幾塊豆腐幹、半斤豆芽之類，還另有一些票證。我們的積蓄很少，為置辦必備的家用品煞費腦筋。我在朔風凜冽中奔波，費了很大勁兒，才憑票購到一張雙人鐵床、一隻熱水瓶、一個洗臉盆、一隻痰盂。
第二年夏天，我妻在第二軍醫大學辦的長海醫院，生下我們的兒子宇輪。全國的饑餓，像瘟疫一樣蔓延。我們無權無勢，無處開後門。校元懷孕期間，營養不良，身體又不好，故兒子出世後，她幾乎沒有奶水。出院那一天，她哭著對護士長說：“我這一點點奶水，怎麼能養活這個孩子？”這位瘦長的約三十多歲的護士長，含著眼淚，歎息著說：“是啊，你如果營養跟不上，身體又康複得不好，很可能會斷奶的。”她說：“這樣吧，我去找醫生商量一下，看能不能開出證明，就說你因病無奶，你們拿這個證明，去找牛奶供應站，按照規定是可以訂一瓶牛奶的。”也不過十分鍾後，護士長微笑著來告訴我們：證明開來了！我們真不知道怎麼感謝這位善良的護士長、女軍人才好，我妻感動地連連抹著眼淚。而護士長歎息著，一臉無奈地說：“這裏的產婦，很多都沒有奶水，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辦。這樣的證明，我們是很少開的。因為現在牛奶供應非常緊張，多開了，牛奶公司會對我們有意見。”回家後，我立即去牛奶供應站。辦事員是位中年人，得知我倆都是在複旦大學搞研究的，他二話沒說，就給我辦了一張牛奶卡。我手拿這張薄薄的、四寸見方的卡片，覺得手頭沉甸甸的，勝似萬兩黃金。有了它，我的兒子的生命才有保證，我妻子才能破涕為笑。
彈指間，三十多年過去了！我那賢惠卻又苦命的妻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不幸去世，已經二十八年。宇輪遠渡重洋，在澳洲落籍，也已十年。不知那位護士長大姐、辦事員老哥，現在哪裏？非常懷念他們……回首票證渾是夢，都隨風雨到心頭。不管是眾多愛好者熱心收藏的，還是我家殘存的各種票證，都是窮證一是計劃經濟、特別是極“左”年代國困民窮的曆史見證。其次，更準確地說，是“左”的路線、烏托邦空想把國家、百姓搞窮的物證。背離了實事求是的共產風、浮誇風鬧到了頂峰，帶來的後果正如一句詩所形容的那樣，“一峰頓使九州貧”，這是莫大的曆史悲哀！所幸噩夢一般的曆史，早已翻過去好多頁，改革開放現代化大潮，從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衝走了那些大大小小、瑣屑難記的票證。真個是：別了，票證。但願它永遠不會卷土重來。
（原載《海南日報》1999年1月4日；《中國改革報》1999年1月6日；並收入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的《票證舊事》）一枝一葉總關情——家兄文集《藝文枝葉》序
長兄王蔭先生的文集《藝文枝葉》是我斟酌很久才建議他選用這個書名的。蔭兄做過小學教師、校長，演過淮戲，領導過藝人，從事過通俗文藝的創作，搜集過民間文學作品。現在把多年來寫的作品結集在一起，不正是藝林的一枝一葉嗎？
但是，正如鄭板橋的一句詩所形容的那樣，“一枝一葉總關情”。蔭兄的這些文章，飽含著愛國情、愛黨情以及濃烈的鄉情、親情、友情。由於日寇戰火燒到蘇州，他小學還沒讀完，就隨母親逃亡到建湖老家種田。新四軍來了，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權後，他才有了工作，當小學教師，一度在鄉政府、區政府工作過，後來又長期教書。直到建國後，才調到縣政府、地區行署工作，直至離休。現在重讀他在抗戰時期寫的愛國小調之類，可以聽到一個鄉村小知識分子的愛國激情。我清楚地記得，在抗戰中，他在蔣王莊、呂老莊，一邊教小學，一邊種地，一邊組建“峰北鄉農村業餘劇團”，又編又導又演，使這個劇團聞名全縣，深受農民的歡迎。我看蔭兄可以說出身民間文藝大學；而這又是共產黨領導的文藝工作的產物，他年紀很輕就入黨了。他深知，沒有黨的培養，他很可能是個胼手胝足的農民，充其量也不過是鄉村小學教員而已。因此，即使他在幾次政治運動中受到不公正對待，甚至遭到迫害時，他對黨從無怨言。收在這本集子中的不少作品，便是明證。
“野人懷土，小草戀山。”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一個人如果連自己的家鄉都不愛，就不可能愛國，本集中的不少文章，都可歸類到鄉土文學，字裏行間，充滿了對鹽阜大地、建湖水鄉的赤子之情。這幾天，北京正是酷暑，我花了兩天的時間仔細閱讀、推敲蔭兄寫的《家史漫憶》，仿佛有一陣陣寒風呼嘯著從我的背後吹來，使我的心冰涼，為之戰栗。我虛年齡四歲就記事了，一個甲子以來的家史，我曆曆在目。當然，蔭兄畢竟比我大十五歲，父母早年在蘇州的苦難經曆，以前我雖然從父母那裏聽到過一些片斷，但這次讀了《家史漫憶》，才有了比較完整的印象。往事不堪回首，讀到在舊社會、在十年動亂中，一家人的慘痛遭遇，我不止一次潸然淚下，這些文字也是蔭兄親情的結晶。
今天，我在史學界、文學界，總算有點微名。作為曆史學家，與我考大學時的偶然因素有關，這裏存而不論。但作為散文作家，則是受了母親和大哥啟蒙的結果。母親雖然一字不識，但講故事有頭有尾、情節生動、語言幽默，對我有潛移默化的作用。我在讀小學時一剛好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期間，跟著大哥“玩文娛”（鹽城土話演出、宣傳之意），唱小調、淮戲，讀《鹽阜大眾報》，讀文藝作品，到初中時就開始向報刊投稿，都得到大哥的關懷、鼓勵。
是的，這本集子中的作品，沒有文學殿堂裏的黃鍾大呂，我也不敢像時下某些貶值的評論家那樣，動輒說哪幾篇文章擲地作金石聲。但是，《藝文枝葉》，一枝一葉連著祖國、黨以及我們家庭的風和雨，記載著一個老文藝工作者在風雨中不斷前進、老而彌堅的足跡，其作品自有它固有的文學價值、社會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今年八月，適逢蔭兄八十大慶，我請著名學者書法家馮其庸教授寫了四尺壽字，請著名漫畫家葉春暢先生畫一幅孫悟空獻蟠桃祝壽。兩位友人都很快完稿，作品光彩照人。與我同住方莊、時常見麵的文友喬羽先生，很早就為這本集子題簽。這裏，我代表蔭兄，謹向這三位好友深致謝忱。
（《揚子晚報》2001年9月1日，《海南日報》9月12日）女兒唱的歌
《中華英才》第99期，曾經刊出我和女兒的照片；她叫芃芃，當時才七個月，轉眼間，現在已經三歲多了。我們夫妻倆都喜歡音樂，我對中外古典音樂、民間音樂，更是到了酷愛的程度。因此，芃芃還在她媽媽肚子裏時，就開始接受音樂胎教，聽中外小提琴、鋼琴演奏的搖籃曲、牧歌之類錄音。
她來到人世後，對這類音樂，很敏感。有時她哭鬧，隻要放這類音樂磁帶，她便能很快安靜下來，聽得入神。但是，她一歲半時，會講話了，漸漸對這類音樂失去了興趣。這是因為，我們請來帶她的女孩，隻念了兩年初中，對中外輕音樂一無所知，毫無興趣，一有空就放流行歌曲，並不時唱得津津有味。她走後，新來的小保姆，雖說念完了初中，但問她內蒙古、湖北，哪個在南，哪個在北，她答不上來，說沒學過。可是唱的歌，卻是南腔北調，有從磁帶上聽來的，也有從電視、電影裏學來的，多半唱不全，東一句、西一句。近來似乎又有了變化：隻唱愛情歌曲。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每當我放過去艽艽非常喜歡聽的《艾麗絲》、《牧童短笛》、《二泉映月》之類的曲子，芃芃馬上就說：“不好聽，甭放。”成天唱的是在我看來歌詞根本不合邏輯的《纖夫的愛》、《九月九的酒》之類。她畢竟才三歲，雖說記性很好，這些歌聽一兩遍就會唱了，但往往不懂詞意，有時我聽後，忍不住捧腹大笑。一次她唱什麼“夢裏雞雞”，我琢磨了好一會兒，才悟出是《雪珂》插曲中“夢裏記起”。也不知道她什麼時候學會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唱到悠長的高音部分，真像一隻引頸長啼的小公雞。
太費勁，太難為她了！這兩天，她又忽然反複唱這樣的兩句：“過去我是多麼討厭你，現在我是多麼喜歡你。”我大吃一驚，問小保姆這是什麼歌？她說：“不知道，我就隻會唱這兩句，被芃芃聽去了。”我很苦惱，這些哪裏是我僅僅三歲的女兒唱的歌！可是，能深深吸引她的優秀幼兒歌曲又在哪裏呢？我想起了《渴望》中的歌詞：“誰能告訴我？是對還是錯？問訊南來北往的客……”
二、師情
難忘啟蒙師如果說，作為一名學者、作家，我的文筆還算流暢、簡潔。這得力於我在少年時代打下的語文基礎比較紮實。從小學到中學的語文老師，他們對我的啟蒙之恩，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我這大半輩子，寫過幾百萬字。但第一篇作品一嚴格地說，是第一篇作文的寫作、刊出情景，至今還曆曆在目。1943年，我虛歲7歲，在今建湖縣高作鎮蔣王莊小學讀二年級。夏一華老師教我們寫作文。他要我們把看到的有意思的事，寫下來。我想起我們一群小夥伴在一小塊空地上種雞毛菜（即小青菜）的情景，覺得很有趣，便用毛筆在仿紙上寫道：“雞毛菜長出來了，綠油油的，多好看哪。蝴蝶在上麵飛來飛去，多快樂呀！”夏老師看後，微笑著，用紅筆在我的作文上批了一個優字，並貼在教室的土牆上，這就是發表了。同學們下課後都去看，我自然很高興。夏老師肯定我這篇作文，雖然隻有短短的五句，但文字通順，沒有錯別字，字也寫得很認真。我的第一篇作文，受到夏老師的表揚，對我以後的成長，具有重要影響。我幼小的心靈茅塞頓開：什麼叫寫作？這就是寫作嘛！由此打消了對寫作的神秘感。
夏老師是個溫文爾雅的人，皮膚白淨，身材痩弱，穿長衫，戴禮帽。一次我在描紅簿上，竟然寫下“夏老師像個大姑娘”一行大字。這真是沒大沒小，太不尊重老師了。夏老師看到後很生氣，用戒尺打了我的手心幾下。但他顯然是手下留情，我並不感到很疼。自從這次“大姑娘”風波後，夏老師仍然耐心地教我如何寫作文，並不時表揚我。我兒時相當淘氣，又不講衛生，頭上長了不少虱子。夏老師沒有嫌我，有時下課後，還幫我捉虱子。當時我就產生聯想，他批改我的作文，改掉錯字，跟在我的頭上捉掉虱子差不多。令人痛惜的是，夏老師隻教了我們一個多學期的課，便因患肺結核病倒，不久即去世，年僅20多歲。歲月悠悠，近一個甲子過去了，我常常想起這位第一個在寫作道路上扶我學步的老師。沒有當初的第一步，哪有我後來漫長的、通往成功之路的步履啊？
上了初中後，葛葵先生、王文燦先生、唐則堯先生，對我的作文熱情鼓勵、嚴格要求，激發了我的作家夢，同樣是令我終身難忘的。1949年秋，我考入鹽城師範初中部（前身是著名的海南中學）教我們語文的是葛葵先生。他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比起小學時代的老師，他真是位大學問家了！他對曆史、古典文學、現代文學，都很熟悉。教語文課，分析主題、文章做法，深入淺出，對相關作家的生平，娓娓道來，津津有味，並不時講起他參加南京學生反饑餓、反內戰遊行示威活動的情景。他當時念的他們寫在大橫幅上的一首詩，我至今仍記憶猶新：“黃金美酒萬民血，玉盤佳肴百姓膏。燭淚落時民淚落，歡聲到處哭聲高。”他提倡課餘要多讀現代作家的作品。正是在他的啟發下，我由讀傳統武俠小說、舊小說，轉而讀新文藝作品，《小二黑結婚》、《呂梁英雄傳》、《茅山下》、《新兒女英雄傳》等，便是我最早接觸的新文藝作品，使我大開眼界。葛先生給我們出的第一篇作文題，是《我最崇拜的人》。我看過小說《精忠說嶽》，便寫了我崇拜嶽飛及為什麼崇拜嶽飛。葛先生在課堂上表揚我這篇文章寫得好，但指出，嶽飛是個愚忠，這一點不值得效法。顯然，他是懂得曆史唯物主義的。非常遺憾的是，葛老師因肺病複發離職，住院治療，在家休養，於1953年去世，還不到30歲。
此後，王文燦先生、唐則堯先生相繼教我們語文課。王先生原是校醫，但知識淵博，書法亦佳，他教生理衛生、數學、語文，都很受同學們的歡迎。他批改作文一絲不苟，對我的每篇作文，都認真分析，指出優缺點，而更多的是鼓勵。時值抗美援朝，我寫了一則美軍思鄉的小調，他用紅筆批曰：寫得好，可翻譯成英文，作瓦解美軍用。這真使我受寵若驚。回想起來，這恐怕是我大半生以來，我的作品所受到的最高評價。文燦先生健在，80多歲了，衷心祝福他壽過期頤。
唐則堯先生是位嚴師，表情嚴肅，不苟言笑，我在私下給他起了個“唐老虎”的綽號，這是對老師的大不敬。後來有同學向唐老師舉報，他找我談話，指出我不敬師長的錯誤，但並未高聲訓斥。有一次作文，他出了題目，我卻擅自另寫了抗日英雄、神槍手王洪章的故事。他看後，嚴厲批評我自說自話，太隨便，怎麼可以繞開老師，自擬題目？說寫作是件嚴肅的事，不可隨隨便便。但是，他非但沒有判這篇作文不及格，反而批道：謳歌抗日英雄，很有意義，通篇文筆流暢，能吸引讀者，可試向報刊投稿。唐老師說的寫作是件嚴肅的事，不可隨便，諄諄教誨，使我受用不盡。成年後，特別是我走上研究、寫作的道路後，文章無論長短，都是心血結晶，從未信筆塗鴉。唐老師在上世紀80年代去世，僅得中壽，嗚呼哀哉。
1952年秋，我進鹽城中學讀高中，兩年後，因病輟學。在此期間，語文老師萬恒德先生對我的幫助最大。至今我保留了一本由他批改的作文簿，他對每篇作文的批閱意見，促使我的作文水平上了一個新台階。最近，我將剛出版的雜文、隨筆集《鐵線草》寄給他，聊表敬意。
在我看來，過語文關，最重要的是過作文關。固然，想寫好文章必須廣泛閱讀，勤奮練筆，但即便是了不起的天才，也很難離開小學、中學老師的啟蒙。我隻是一個僅有中等智商的人。我之所以能筆耕不輟，實在要感謝讀小學、中學時的語文啟蒙老師們。晨昏月夕，在散步林陰時，在握管凝思間，我常常想起他們，不盡的思念，在我心頭縈回，嗬，難忘啟蒙師……（《中華讀書報》2002年3月13日）
讀破《資本論》的梁啟超高足——陳守實
60年代初期，我在複旦大學曆史係讀研究生，師從陳守實（1893——1974年）教授，學習元明清史。他是梁啟超的弟子。20年代初期，陳師在清華大學研究院專攻明清史，導師即為梁啟超。
陳守實先生是位嚴師。1962年，《新建設》雜誌的一位編輯去上海約稿，當時宗教與農民起義是史學界的熱門話題，我便寫了一篇七八千字的論文《元末農民戰爭與宗教》。動筆前，我看了馬恩論宗教的著作，又看了考茨基論基督教的書，力求用正確的理論駕馭史料。因此，文章成篇後，自我感覺良好，認為肯定能發表。但為慎重起見，我把文章交給陳先生，請他先審閱、指教。過了一星期，我取回論文，見到文中夾了一張紙條，上有陳先生的簡短批語：“宗教問題最好不要談，要談就首先把宗教理論弄個明白。”我並不糊塗，終於明白宗教問題不是輕易能弄明白的，隻好把這篇文章束之高閣。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好漢們抄走，化為劫灰。陳先生對別的弟子也一樣嚴格。有位師兄按規定花了八個月時間，完成了畢業論文，陳先生閱後，認為貨幣理論沒弄明白，必須重做。於是，他又重新開始鑽研理論，排比史料。
常言道：“嚴師出高徒。”雖然說來慚愧，我絕不是陳先生的高徒，但他的嚴謹學風及對我的嚴格要求，一直未敢稍忘。這些年來，我好歹也出版了幾本書，發表了若幹篇文章。學術水平如何，自有學界評判。但有一點，我可以聊以自慰：盡管我寫的不少，但從不敢漫不經心。有時我情不自禁地臨窗神馳，反問自己：倘陳師還健在，對我的書稿，不知會寫下什麼評語？也許是：嚴師已隨黃鶴去，遂使小子得僥幸。當然，這肯定比宗教問題更難弄明白了。
參加火燒趙家樓的經學史專家——周予同
周予同（1898——1981年）教授是教我們曆史文選、經學史的老師。當年五四運動時，他是愛國學生的骨幹，參加了火燒趙家樓賣國賊曹汝霖的住宅。他待人寬厚，簡直是位好好先生。他在當複旦大學教務長期間，常有外地大學的上海學生找到他家，用各種理由，請求轉學到複旦大學來。其實說穿了，他們的根本原因，是留戀大上海。予同先生心腸很軟，禁不住三說兩說，便同意他們轉學。與我同班的一位姓王的同學，便是裝出一副可憐相，說自己有胃病，不服山東水土，由予同先生批準，從山東大學轉學來的。他與我同一寢室，太了解他了：能吃能睡，身體好得很。
予同先生的隨和，也充分顯示在課堂教學中。
他幽默風趣，談笑風生。一次，說起他當年拜錢玄同先生為師，真的跪在地上，向錢先生磕了頭。
接著說：“現在多好，我教你們，是你們的老師，但都不要你們向我磕頭了！”他本人、我們全班同學，都忍俊不禁地笑起來。他曾幾次在課堂上笑著說：“中華民族的特點是什麼？我看是吃飯、養兒子。”大家聞之大笑。周先生說：“我不是隨便說的。中國儒家最講究‘民以食為天’、‘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兩點對中國曆史影響太大了，確實成了中華民族的特點。”1961年冬，在上海史學會的年會上，予同先生發言時重申他的這一觀點後，還開玩笑說：“所以我勸在座的青年同誌，凡是有了朋友還沒有結婚的，趕快結婚。”周先生的這一觀點，“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猛烈批判，被扣上“歪曲曆史”、“汙蔑中華民族”的大帽子。其實，今天我們冷靜地思考一下周先生的話，就不難發現，他說的絕非戲言。看來，研究中國曆史的人，如果不懂得中國人自古以來最重視“民以食為天”、“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精神傳統，是很難透徹理解中國曆史的。
予同先生從不傷害別人。1958年，意識形態領域越來越左，到處搞什麼“拔白旗”、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運動。有一次，在複旦工會小禮堂批判蔡尚思教授。予同先生迫不得已，隻好上台講幾句，卻一如既往幽默地說：
“蔡先生的大著《蔡元培先生學術思想大傳》，第一頁就是蔡元培先生的相片，上麵還有蔡元培先生的題字‘尚思吾兄’如何如何，大概蔡先生是要讓讀者知道，他跟蔡元培先生是本家吧？”引起哄堂大笑。我想，這樣的批判，絕不屬於“革命大批判”，傷害不了蔡先生的一根毫毛的。當時，除了予同先生，誰又能作這樣的發言呢？
救國會七君子之——王造時
50年代，複旦大學課堂秩序極好，上課前，班長要按花名冊一一點名。但盡管如此，仍有同學悄悄流動到別的年級甚至別的係去聽課。我就曾經溜到高年級去聽抗日救國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1902——1971）教授的課。他教的是世界近代史。時正夏日，酷熱難當，不少同學神情倦怠，有的竟已打起瞌睡。王先生見狀，立刻說：“諸位，現在我開始講拿破侖與約瑟芬的戀愛故事！”全體同學立刻眼睛一亮，豎起耳朵。王先生非常生動但很扼要地講完了這段舉世聞名、扣人心弦的故事後，馬上就轉入正題，繼續講課。情緒既然已經被鼓動起來，當然再沒有人打哈欠、睜不開眼皮了。從這種小事可以看出，王先生不愧是位著名政治家，他是深知如何在關鍵時刻去鼓動人們的情緒的。他曾積極參加五四運動，後來留學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教授政治學，後來投入抗日救亡運動，成了政治活動家。
王先生的口才很好，嗓音洪亮。1955年，他在複旦大學禮堂作紀念抗日戰爭的報告，說到他曾去鼓動張學良抗日，語重心長地問少帥：“張先生，別說報國了，難道你連令尊大人的仇都不想報了嗎？”少帥默然無語。他的報告，不時激起一陣陣掌聲。
王先生對學生、對年輕人是很關心愛護的。他的助教結婚時，王先生買了一隻大衣櫃作賀禮。這在幾十年前，是相當可觀的禮品了。1957年後，他不幸被打入另冊，貶到資料室工作。我當研究生時，隨中國古代史教研組活動，特別是政治學習。王先生也參加這個組學習，這樣接觸就多起來。有時向他請教一些問題，他總是一邊吸著煙鬥，一邊耐心解答。“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王先生即被誣陷，以莫須有的罪名，被逮捕，關在提籃橋監獄，後含冤病死獄中。
幾年前，我的一位老同學請我去她家吃飯，她的丈夫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海人幾乎家喻戶曉的楊仲池。在1967年夏天的上海柴油機廠事件中，他被“四人幫”逮捕，橫遭迫害，直到“四人幫”粉碎後，才被平反，調來北京工作。與老楊交談才得知，他在提籃橋監獄時，與王造時先生關在一個房間。雖然當時王先生已經年邁，並患黃疸病，身上浮腫，仍然偷偷地教老楊英語，傳授給他很多知識。這樣的誨人不倦，真可謂“春蠶到死絲不斷，留贈他人禦風寒”。每當想到像王先生這樣對我們國家、民族曾經立有大功的政治家、大學者、好老師，最後竟慘死獄中，即感到悲憤難平。
（原載香港《大公報》1992年6月28日、29日）
像大海退潮，像鍾聲漸遠——周穀城
周穀城先生被稱為周穀老，並非始於他當上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了國之“大老”之一後人們對他的敬稱。早在五十年代，複旦大學曆史係的師生，對時已年過半百的周穀城教授、周予同教授、陳守實教授，便稱之為穀老、予老、守老。
這不僅是因為三老年高，更在於他們有很高的學術聲望。因此，無論是當麵還是背後，叫周穀城先生為穀老，既是尊稱，也是愛稱。作為他的學生，我當然也不例外，見麵寫信都一樣。
1955年，我在複旦曆史係讀一年級時，世界古代史這門課，便是由周穀老講授的。雖說歲月無聲逐逝波，四十一年過去了，但穀老給我們上第一堂課的情景，至今宛如昨日事，曆曆在目。教室裏坐得滿滿的，也有外係學生慕名而來，想一睹穀老風采。他與毛主席的友誼，當時已廣為人知，據說“複旦大學”這四個遒勁瀟灑的字，就是根據毛主席給他寫信的信封上的字製版的。穀老走進教室，我們不禁眼睛一亮：一身筆挺的西裝，領帶生輝，皮鞋鋥亮。他微笑著向我們點頭答禮後，彎下身來，側著頭，吹掉講台上的灰塵，便放下講義，開始講課。他把章節寫在黑板上，然後看著講義，一句一句地念下去。他的湖南口音很重，有的字，我並未聽懂。
幾堂課聽下來，我們都有些失望：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周穀老，講課竟是這種填鴨式般照本宣科，索然無味。但不久，我們又覺得聽穀老的課是太有滋味了。原來，穀老作了一點教學改革：在第二節課快結束時，掏出懷表看一下，留下幾分鍾，給我們介紹國內外史學動態，有時也提到與一些史學家的友誼。有次說到郭沬若，他豎起大拇指，讚道：“有多方麵的學術成就，是個全才，我很佩服。”不過，關於中國的奴隸製，他批評郭老的觀點，認為郭老沒有深入研究古代希臘、羅馬的奴隸製，因此對中國奴隸製的解說就不夠妥當。並幽默地說：你們可不要把我的看法告訴郭老，否則郭老會說，周穀城這位老朋友怎麼不夠朋友啊？我們都哈哈大笑起來。有時，有同學遞字條給他，請他講講會見毛主席的情景。他雖然不能多說，但也總是介紹一些可以介紹的情況。他的渾厚的聲音，似乎仍在我的耳畔回響：“主席生龍活虎般的姿態！於學無所不窺！”後來他曾笑談毛主席請他在遊泳池遊泳，他不大會遊，隻敢待在淺水處，毛主席招呼他往深水區遊，他隻好說：“主席，您是由深入淺，我是由淺入深。”
說到國內外一些著名史學家，包括係內教授，他都很敬重，從來沒有鄙薄過誰。一次說到周予同先生，他豎起大拇指，笑道：“他是經學史專家，國寶。他要是死了，經學史就沒人懂了！”聯想予同先生去世已十幾年了，經學史雖然還有人懂，但何能望予老項背？甚至“束書不觀，遊談無根”之輩，竟也侈談經學史，令人歎息。他也盛讚譚其驤教授是曆史地理學的權威，國寶級專家。譚先生謝世後，他在晚年培養的得意門生葛劍雄教授有次對我說：“我們在某一點上，可以超過譚先生，但在曆史地理學的總體上，不可能超過他。再產生一個譚先生這樣的專家，需要五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我以為劍雄的話洵為至論，絕非諛師之詞。由此我們也不難看出，穀老四十年前對周予老、譚先生的評價，可謂知人。
穀老很重視師生情誼。即以我而論，不過是複旦曆史係一個普通的畢業生，而且從大學到研究生的八年多時間裏，與他並無私下往來。但1978年，我為了工作調動事，去求教對我非常關心的譚其驤先生。譚師考慮再三，說：“穀老的麵子最大。最好請他給胡喬木同誌寫一封信。”我說：我與穀老並不熟，而且1964年批判他時，我也寫了文章。譚師說：那是市委、黨委布置的，你敢拒絕嗎？穀老才不會計較這種事呢。譚師還特地給穀老寫了一封信，誇獎我一番，請他務必幫忙。
我持此信去泰安路穀老的家登門拜訪，受到他的熱情接待。說起陳守實先生，他歎息道：“守老很可憐，是被氣死的，沒有‘文化大革命’，他不會生食道癌，最後被活活餓死。”對於早在五四運動期間就與他結下深誼的、被上海學術界與他共稱“東西周”的周予同先生，他更是不勝唏噓，說：“予老可憐啊！眼睛失明，把他拉到曲阜批鬥，嚇壞了。他頭發很長，指甲也很長，原先都不肯剪，怕有人害他，還是我與太太一起去，哄著替他剪了。他一聽到我的聲音，眼淚就掉下來了。”我說起他在報刊上發表的古詩。他笑著說：“那是打油詩。年輕時，我喜歡跳舞，現在老了，跳不動了，就寫詩。工作時要緊張，工作完了要放鬆。”穀老是多麼坦誠。
雖然，穀老認為沒有必要專門給喬木寫信，並說進京開會見到喬木時，一定幫我說話。而事實上，在尹達同誌和北京、上海市委的領導劉導生、王一平同誌的關心下，不久我就辦好了調進中國社科院曆史所的手續。但是，穀老的談話，仍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穀老進京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後，暫住中組部招待所。我受《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編委會的委托，去請穀老題書名。他滿口答應：“要得，要得。”並深情地說：“吳晗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61年我進京開會，他特地請我吃飯。那個時候困難哪，要不是他請我吃飯，哪裏能吃到那樣好的飯菜？”說著，當場就用毛筆寫了書名。後來，我受人之托，幾次寫信給他，為書籍、縣誌題簽，他都寫來寄我。值得一提的是，穀老給朋友、學生寫信，從來都是親自動手，而不用秘書代筆，包括賀年卡。他身居高位，平等待人。有次我代表《中國史研究》寫信向他約稿，他很快回信，寄來文章。他的信，外人看了，不會看出是老師寫給學生的，而會認為是寫給朋友的。為師不以師自居，這並不是每位老師都做得到的，何況是名重當世的穀老。他的信、賀卡，我一直保存著，如今成了珍貴的紀念品了。
1990年深秋，我應邀參加故宮的學術討論會，與穀老不期而遇。他是坐著輪椅來祝賀的。我去向他請安，交談中，他歎息道：“我現在跟康大姐一樣，腦子還清楚，就是不能走路，沒辦法。”看著他消痩蒼老的容顏，我不禁黯然神傷。但沒有想到，此次見麵，竟成永別。
周穀老是史學家，也是哲學家。得知他逝世的消息，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哲人不再。是的，像一片葉落，像大海退潮，像星辰隱去，像鍾聲漸遠，周穀老走了，走得那樣平靜。他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但永遠也不會從這個世界消失。
（1996年12月21日下午於方莊）
望斷南天——譚其驤
亡友馬雍教授生前常跟我聊天。馬兄口才甚佳，嗓音洪亮。有次我恭維他的口才，他連忙說：“我的口才算什麼！我看當今史學家中，沒人能趕上譚其驤（1911——1992年）先生。我聽過他的課，也聽過他的學術演講。條理分明，生動活潑。”1955年秋至1964年春，我在複旦大學曆史係攻讀，多次聽過譚先生的講話、報告、曆史地理課。“四人幫”粉碎後，更過往從密，我可以證實馬雍兄盛讚譚先生的口才極佳，絕非虛譽。1958年“大躍進”時，譚先生是曆史係係主任。當時很時髦的一件事是學生給老師、係領導提意見。我所在年級的兩位未免過於天真的學姐，給譚先生提了一條意見：“我們畢業後，有可能去當中學教師。但係裏從不開曆史教學法這門課程，將來我們上不了講台怎麼辦？”譚先生當眾答道：“你們放心好了。我雖然沒學過曆史教學法，但教了幾十年書，從來就沒有被學生轟下台過！”我們聽了都哈哈大笑，包括那兩位學姐。
1959年春，史學界因為郭沫若先生寫了《替曹操翻案》而掀起了討論曹操的熱潮。譚先生基本上對郭老的論點持異議，在複旦工會禮堂為全係師生作《論曹操》的學術演講。談到史料上記載曹操先後兩次攻打徐州，殺人太多時，譚先生說：“固然‘多所殘戮’‘雞犬亦盡’之類的記載是形容詞，難免誇大。就拿‘雞犬亦盡’來說，總不會在一場大戰後，打掃戰場時，有人突然驚叫一聲：‘喲，這裏還有一隻雞呢！’”全場立刻哄堂大笑。譚先生說：“盡管如此，《吳書》、《魏誌》等史料記載曹操大量殺人還是可信的，郭老予以否定是不符合曆史實際的。”用亡友謝天佑教授的話說，曆史地理學“是在典籍字縫裏做文章的大學問”，頗費考證工夫，相當枯燥。但譚先生講這門課時，從來不帶講稿，至多帶幾張卡片，各種地名的沿革了如指掌，娓娓道來，談笑風生。哪怕是炎夏，學生也沒有一個打瞌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