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對環境和他人的控製需求，雖然程度不一樣。尤其是戀愛中的雙方，一些人會產生對對方很強的占有欲，甚至希望對方能夠減少與其他異性的接觸。
而在家庭中控製感的表現，則往往是父母希望子女能夠朝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去生活和發展。而這會讓孩子喪失對環境的控製感，進而觸發排斥。但是這也進一步讓父母的控製感降低，引起進一步的管控，進而形成一個死循環。
一些人對環境的控製需求較少考慮別人對環境的控製需求，這就很容易侵犯到他人的空間，進而造成雙方的矛盾。
比如，在宿舍裏，有人將視頻的聲音開得很大，不考慮別人的感受。當我們向對方說：“你的視頻開的聲音有點大，可以關小聲些嗎？”一些控製感很強的人反而會覺得你侵犯了他的領域，不僅不會按你要求的去做，反而會去挑釁你。
因為，宿舍的空間遠小於我們對環境心理安全距離的需要，但是我們卻不得不與他人共享這樣狹小的空間，於是每個人對環境的控製需求都很難得到滿足。如果彼此無法有足夠的安全感，越小的空間越容易產生矛盾。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用後麵提到的“自我實現預言”的方式去提建議，對方也許就不會有那麼強的反應了。反過來，如果我們對環境的控製感比別人高，我們就需要不斷地提醒自己，這其實是進化的遺留問題，並不是對方有意“侵略”。
“我就知道！”
——吵架時為什麼總想否定對方的一切
我偶爾聽到我朋友和他女朋友吵架，有的時候他不得不跟我留在公司加班，不能赴約，他女朋友開口就說：“你一點都不愛我。”我哭笑不得，隻能跟他說你有事就先去吧，這邊我自己可以搞定。
其實，我們生活中很多人爭吵時，都會出現這種情況——絕對化。因為當前的事情，而延伸到全部否定。而這其實就是心理學上的“驗證性偏差”——當我們在主觀上支持某種觀點時，我們往往傾向於尋找那些能夠支持我們這個觀點的信息，而忽略那些能夠推翻我們觀點的信息。
比如，很多炒股的人在炒股時，當市場上形成一種“股市將持續上漲”的信念時，投資者往往對有利的信息或證據特別敏感或容易接受，而對不利的信息或證據視而不見，從而繼續買進並進一步推高股市。相反，當市場形成下跌恐慌時，人們就隻能看到不利於市場的信息了，從而進一步推動股市下跌。
社會心理學家艾伯特·哈斯托夫（Albert Hastorf）和哈德利·坎特裏爾（Hadley tril）做過一個實驗。
1951年美國大學生足球賽，達特茅斯印第安人隊對陣普林斯頓老虎隊。這是一場非常粗暴的比賽。在整場比賽中，普林斯頓一個隊員的鼻子斷了，達特茅斯隊一個隊員的腿斷了。然而，兩所大學的報紙對這場比賽的評述截然不同，都認為是對方球員的犯規次數更多，更沒有道德。
出於好奇，艾伯特·哈斯托夫和哈德利·坎特裏爾從兩個學校隨機抽取了一些學生，組成兩組被試者。然後，安排被試者在同一個房間觀看那場比賽的錄像，然後再用相同的評價係統來評價兩支球隊的犯規情況。
比如，當被問到是不是達特茅斯隊的隊員搶先動粗時，36%的達特茅斯大學的學生選擇“是”，而86%的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選擇“是”；同樣，隻有8%的達特茅斯大學的學生認為自己的球隊沒有必要動粗，而35%的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認為達特茅斯隊的隊員完全沒有必要動粗。
也就是說，即使我們看到的東西是一樣的，我們仍然會因為立場和態度傾向的不同，而選擇相信我們想要相信的。一旦需要做出選擇的時候，我們也會相信自己所得到的依據。
而且，也有一些研究發現，越是聰明的人越容易產生這種偏見。他們對自己的判斷更為自信，因為他們更能夠從無關聯的信息中找到“可能的聯係”。
我們在判斷事物時，會有很多主觀感情的投入。尤其是在我們社交活動中，如果我們覺得某個人不喜歡我們，那麼我們就會自發地去尋找他不喜歡我們的證據，而忽視他的其他行為，這就造成了無端的厭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