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領導幹部秘書的選拔工作不規範，法規沒有對領導幹部秘書的工作性質、任職資格等作出具體規定。”北京石油化工學院人文社科學院楊鍾紅副教授認為，“這樣導致很多秘書的選拔，基本是領導幹部說了算，一般都不經民主推薦、民主評議、全麵考察等嚴密的程序。在選用秘書時，領導幹部的個人喜好占了上風。”
其三，秘書監管缺乏有效機製。由於秘書不像領導幹部那樣擁有規定的權力，也就不像領導幹部那樣受到多方麵的監督製約。
“因為秘書是領導幹部‘身邊人’，其他人或有關監督職能部門投鼠忌器，不能監督、不願監督，也不敢監督。”李成言指出，“在目前體製對‘一把手’的監督處於相對滯後和疲軟的狀態下，秘書與領導幹部之間的特殊關係，就使得領導幹部秘書也有了規避監督的‘避風港’，形成上級監督機關不會查，同級監督機關不敢查的尷尬局麵。”
據了解，“河北第一秘”李真落馬後，曾與新華社記者有過這樣一段對話：“我做秘書時，雖說有人管，但沒人監督。”
在采訪過程中，一位曾經在中央某部委任職的老領導一針見血地指出，“多數人懼畏領導幹部的秘書，原因是他們屬於領導幹部的‘身邊人’，與領導幹部有一種特殊的關係，對他們寧願退避三舍，也不會得罪。”
其四，“一把手”權力過於集中。不少受訪者認為，有些領導幹部個人權力過大，那麼與“一把手”有著特殊關係的秘書，在外人看來，權力自然也不小。社會上一些有求於“一把手”的人，也往往總是從秘書那裏打開缺口。
“可以說，領導幹部權力越大，其秘書‘含金量’自然就越大。秘書主要是分享和遞延了領導幹部的權力。”楊鍾紅分析認為，“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將領導幹部秘書當成拉攏腐蝕的對象，是因為通過秘書就可以直接找到一條‘通天’的捷徑。”
“領導幹部自身不正，也很容易滋長‘身邊人’的權欲觀念。”李成言認為，“秘書在權力的運作中極具隱蔽性和欺騙性。有的領導幹部為了掩飾自己的腐敗，其罪惡勾當就讓秘書去做。可以說，領導幹部腐敗，必然會要求秘書腐敗。如果沒有腐敗的領導幹部為秘書撐腰打氣作後台，無職無權的秘書不可能，也沒有能力和膽量搞腐敗，所以秘書腐敗的根源在領導幹部。”
秘書腐敗產生“連環效應”
記者調查發現，由於領導幹部和秘書之間配合默契，有的秘書越來越“生活化”，照顧領導生活、幫助領導辦私事。若某些秘書本身就腐敗的話，很容易把領導幹部拖下水，為領導幹部與行賄人“牽線搭橋”，成為領導幹部腐敗的“策動者”。
2000年9月14日，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副書記、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的成克傑被執行死刑。記者在公訴人的公訴書和證人證言材料中發現，裏麵反複提到一個“小人物”——成克傑的秘書周寧邦。1993年底，成克傑和李平的奸情被成克傑的愛人發覺後，這位周秘書安排他們在自己駕駛的汽車裏密談，商量各自離婚後再結婚的問題。周寧邦為李平出謀劃策道：“現在結婚不現實，沒有什麼經濟基礎，不如趁成克傑在位時賺些錢，為將來的生活打好基礎。”之後，成克傑和李平幾年工夫就撈取了4000多萬元。
“秘書雖沒有控製某個行業或單位的人、財、物，但處於黨政機關權力運行的神經中樞，比別人更加具有得天獨厚的信息資源，更加清楚涉及重大決策的核心機密。”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係張鳴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由於秘書經常參與某一項重大決策的醞釀產生過程，這就使他們有更多可以腐敗的權力資本。有些秘書經常暗聚在一起，相互通風報信，相互利用，形成中國特有的‘秘書部落’現象。他們的不正之風有時會直接影響某個部門決策的正確實施，影響領導之間、領導與群眾之間的關係，影響領導的形象。”
“當秘書是一條從政捷徑，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李成言認為，“這些秘書大都年紀輕、有文憑、升遷快，不少將會被培養成為各級領導幹部。如果他們自身放鬆學習，人生觀、價值觀嚴重扭曲，理想信念喪失，一旦掌握大權後，有恃無恐，作奸犯科起來膽子特別大，胃口特別大，產生的社會危害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