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出國考察還成為少數官員斂財或部分貪官外逃的途徑。2003年被提起公訴的廣西橫縣原縣委書記汪波，曾借口出國考察，先後收受賄賂1.3萬元人民幣和6000元美金；2007年11月8日，四川省交通廳原外事外經處副處長賴北利用職務便利，在支付出國考察團費用過程中虛列支出，從而侵吞單位公款55萬餘元，等等。
借出國考察外逃的貪官，除大名鼎鼎的楊秀珠外，還有貴州省交通廳原廳長盧萬裏，河南省煙草專賣局原局長、煙草公司經理蔣基芳，河南省漯河市原市委書記程三昌，雲南省交通廳原副廳長胡星，中國銀行黑龍江分行哈爾濱河鬆街支行原行長高山等貪官，都以出國考察的名義成功出逃。
“官員出國考察出現的腐敗問題，是應該得到重視的時候了。”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我國官員昂貴的出國考察，有不少糟蹋了納稅人的錢，造成了巨大的浪費，而且成為一些官員腐敗的途徑，已經嚴重地撼動我國的反腐之基。”
出國考察成“待遇”
記者調查發現，官員公費出國考察，已經成為我國各級黨政機關和公共機構的一個普遍現象。
據可以查閱到的公安部、外交部消息：2003年共批準發出幹部因公出境通行證和護照21萬本，出境4373600多人，其中到香港、澳門特區為3168400人次，到外國為1105200人次。
我國官員公費出國考察製度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其目的是讓官員出去開闊眼界，學習一些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但不知從何時起，出國考察似乎成了某些官員的“慣性思維”，一有什麼新項目或新舉措，總要出國考察一番。
“按理說，有些官員出國考察是必要的。”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係張鳴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但遺憾的是，目前官員出國考察在不少地方和部門，已變異成一種官員的福利或待遇，最終成為官員走向腐化歧途的一種誘導劑。”
據了解，有些地方和部門甚至還以文件的形式，把“取消出國考察”作為對官員的一種處罰手段。比如2005年11月16日，河北省政府在清理政府投資項目拖欠工程款的過程中，規定完不成清欠任務的單位領導不得出國考察。從禁止出國考察成為被懲罰條件來看，在一些人的眼中，出國考察內涵頗耐人尋味。
“有些地方或單位，官員公費出國考察就是一種慣例的職級待遇，內涵中承載著很多工作表現獎勵、休假等性質。”北京直屬機關一位姓王的年輕公務員認為，“這些官員出國考察並非從工作需要出發，而是按級別安排，以致出現有些領導級別高的，沒有明顯工作需要，一年也出幾次國。有些有工作需要的官員，因為級別不到或沒有領導內定，想出去也沒機會出去。”
“這種把出國考察變成旅遊的做法，是一種公權濫用的具體表現。”政協北京十屆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民主建國會北京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曾廣宇對記者表示。
事實上，我國多數地方政府對官員出國考察都有相關規定，最明顯的是指標化管理。比如“省部級官員每年可以兩次出國考察，局處級官員每年可以一次出國考察”；“一年出國考察一次的，可以考察兩個國家，時間不超過12天”，等等。
這種規定的本意，是用於控製政府官員出國考察，但現實中又往往演變成官員的福利或待遇。有些官員抱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心態，為了出國，甚至不惜造假，把“考察”變成“國際醜聞”的事情也時有發生。
據報道，2006年11月20日，安徽省人民檢察院以副檢察長徐文艾為團長的公務考察團一行10人，在芬蘭赫爾辛基機場辦理入境手續時，被查出偽造的芬蘭司法部邀請函，以及存在擅自變更出訪路線、增加目的地國家等違規違紀事實。2007年4月，徐文艾因此被撤職查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