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提拔路徑不規範，使一些缺乏領導能力或帶“病”的秘書被提拔重用，這已成為現行組織人事製度的灰色帶。
自2010年9月初被協助調查以來，謝亞龍從“失蹤”到被采取強製措施，最終在一個月後的國慶長假期間，央視《新聞聯播》播出了他正式被批捕的消息。
1955年12月1日出生的謝亞龍，曾擔任過中國田徑運動管理中心主任、中國足協副主席、中體產業公司董事長。他主管足球期間，除撈錢外，也使中國足球完成了從盛極到衰極的完敗，其創造的諸多“奇跡”中，包括刷新了中國足球在世界杯、奧運會這樣的頂級賽事上，戰績最差、最恥辱的新紀錄！
而謝亞龍這樣一個人，卻是從原國家體委主任秘書的職位上，被一路青雲地提拔為中國足球“掌門人”，再次驗證了多數秘書的“升遷路徑”——因為是“領導身邊人”，占盡左右權力資源，升遷機會也遠遠多於別人。
“由於秘書與領導具有特殊關係，使得領導在提拔人時，主要考慮的是被提拔者是否‘信得過’。”中央黨校政法部黃小勇副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如果從這個標準出發，秘書往往是首要人選。”
在我國很多地方，秘書選用基本由領導個人好惡決定，而當上領導秘書後，再被提拔的概率也極大。由於提拔路徑不規範，使一些缺乏領導能力或帶“病”的秘書被提拔重用，這已成為現行組織人事製度的灰色帶。
秘書一職成“升遷捷徑”
何謂秘書？按《辭書》上解釋，主要職責是協助領導人綜合情況、調查研究、聯係接待、辦理文書和交辦事項，是領導的助手、參謀和事務處理者，本身並不具有官的權力，從屬於領導。
按照中央的嚴格規定，隻有副部長級以上領導幹部，才允許配專職秘書。但在我國許多地方，不但市縣領導，甚至連鄉黨委書記、鎮長都有事實上的專職秘書。配備專職秘書成為有些人顯示領導身份的一種標誌。
“我國各地領導選配秘書，缺乏統一的秘書選拔和任用標準，也缺乏民主推薦、民主評議和全麵考察等嚴密程序。”黃小勇說，“不少領導自選秘書不報審批，或是手續辦理流於形式，組織人事部門僅僅就履行個手續。”
記者了解到，在領導配備秘書時，用誰不用誰基本是領導個人說了算。比如李真在擔任河北省委辦公廳秘書時，就是由當時的省委書記程維高親自“欽點”，等等。
目前有些秘書有被異化的傾向，不但要負責領導日程安排、來客接待、講稿起草等事務性工作，還兼顧領導或領導家屬的生活安排，甚至有些領導收禮和送禮等拿不到桌麵上的事情，也交給秘書去辦理。
“雖說秘書不任實職，卻有著相當的隱性權力。”雲南省一位熟悉官場情況的人士告訴記者，“當然，不同級別和部門或地方領導的秘書‘含金量’也不一樣。且級別越高、崗位越重要的領導的秘書，升遷機會也越多。”
“當上領導秘書後，最大感受是鍛煉機會多，水平提高快。比如跟隨領導調研多，對各方麵情況比較熟；閱讀各類文件多，對上級的精神領會比較透；思考重大問題多，對工作思路的把握比較準，等等。”小張2008年大學畢業進北京某機關做領導秘書，他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信心。
“能被選做領導秘書，本身就是一種能力的體現。如果做得好，加上擁有人脈資源和權力資源，升遷機會也會比其他公務員大得多，這就是‘近水樓台先得月’。”小張的這番話，代表相當一部分年輕公務員的想法。
在現實中，被選為領導秘書大都“官升一級”，但均不用經過公開選拔、競爭上崗程序；又不屬於“破格提拔”。身為有級別的秘書“外放”時，再“官升一級”的現象比較普遍，且不少屬於跨部門或異地任職，同樣規避了很多幹部選拔任用方麵的程序和監督。因此，領導秘書一職被不少人視為“升遷捷徑”。
“特殊關係”凸顯資源優勢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由秘書一職容易得到提拔，除了緣於領導和秘書的特殊關係外，“一把手”權力過大而得不到有效約束也是主因。
“從個人感情來講，秘書鞍前馬後地辛勤伺候領導，‘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如果有提拔機會，領導自然就想到秘書。”黃小勇認為，“領導把提拔秘書作為其對自己服務的一種獎勵，已是一種公開的秘密。”
黃小勇認為，秘書在提拔升遷中的優勢，還源於我國幹部人事製度的權力安排。“一方麵，領導尤其是主要領導在人事上具有重要的提名權和推薦權，甚至擁有不同程度的人事決定權，在提名和推薦環節，秘書就占有優勢。另一方麵，現有人事製度安排中，對提名權和推薦權的規定不夠規範，導致領導提名什麼人具有相當的自由度。”
“秘書容易得到提拔，與秘書的崗位特點密切相關。秘書一般屬於辦公廳或辦公室的編製，這個綜合辦公室本就是行政運轉的樞紐機關，是行政信息的聚會點。而秘書服務的對象是領導，在我國權力集中製的背景下，領導往往就是權力中心、決策中心。”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全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秘書長胡仙芝博士接受記者采訪時，從行政組織學的角度進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