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仙芝進一步分析道：“相比於其他職位的公務員來說，秘書占了地利之便。再加上與領導之間特殊關係構成的‘人和’之利，秘書是一個極容易得到升遷的職位。地利加人和的優勢，如果加上天時，秘書升遷並非難事。”
“有些領導幹部離任前，也想在一些重要部門安下‘信得過’的人，以便自己的權力或影響力得以延續，秘書往往是一個選擇。”北京市直屬機關一位年輕公務員對記者說，“當然，也有一種情況是秘書了解領導太多底細，有些有貓膩的領導幹部，也把提拔秘書作為一種拉攏手段，達到自保的目的。”
“秘書容易得到升遷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一把手’權力過大而又得不到有效製約。有些地方名義上雖由組織部門把關定人，其實不過是走過場。”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李成言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如果領導要選用或提拔自己的秘書，組織部門最終還是要看領導臉色具體操辦。”
“大多數領導在離任之前喜歡提拔秘書。”中央黨校教授林認為這是我國用人製度上的一種“潛規則”，是最易出問題的環節。同時，提拔秘書不走其將任職單位或部門的選聘程序而“空降”，也是“潛規則”。
秘書邊腐邊升拷問“起跑線”
在受訪專家看來，經過多年培養和鍛煉，有些秘書確實具備領導能力，被正常提拔也無可厚非。但由於上述選人用人機製不健全的問題，也使一些缺乏領導素質或帶“病”的秘書被提拔重用，造成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
最典型的案例要數“上海第一秘”秦裕。2006年7月6日，秦裕“空降”調任上海市寶山區委副書記，7月13日任寶山區代理區長，7月25日正式就任寶山區區長，8月24日接受審查被免去寶山區長職務，秦裕在區長位子上前後正好一個月，被輿論稱為“一個月區長”。
據查，在此前的1998年4月至2006年6月，秦裕在擔任上海市委辦公廳秘書，上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廳、上海市委辦公廳副主任期間，利用職務便利為人謀取利益，索取收受賄賂款物折合人民幣680萬餘元。
秦裕身為市領導秘書，收受賄賂如此之巨，長達十年的時間得不到查處和製止，而且能帶“病”一路升遷。這位曾經的“上海第一秘”，其帶“病”提拔之路，正是以往秘書提拔路徑弊端的縮影——
2005年下半年，中紀委領導曾經找過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談話，指出上海不少幹部反映秦裕廉政方麵存在問題，要求他選用那些黨性強、作風正派的幹部當秘書，但陳良宇並不理會。2007年7月26日，中紀委負責人就查處陳良宇嚴重違紀案件答記者問時表示，陳良宇的主要違紀問題包括“包庇有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的身邊工作人員”。
另一個典型案例是“河北第一秘”李真。當年提拔李真當省委辦公廳副主任時，常委中就不隻一人明確表示反對。但時任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還是一意孤行地提拔李真。當中紀委把群眾反映李真嚴重問題的信件轉來時，程維高不僅不查，反而非常生氣，認為是反映問題的人有意和自己過不去，並兩次親自給中紀委寫信，信誓旦旦地擔保李真沒有任何問題。
從以往案例分析，有些領導已將秘書當成了自己的工具和“奴才”，而實際上，其關係也並非工作關係那麼單純，而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主仆”關係，有的甚至成了狼狽為奸、沆瀣一氣的腐敗共同體——在披露的一些領導幹部腐敗案中，就“拔出蘿卜帶出泥”地牽出秘書不少肮髒的活動。
“做幾年領導秘書，升得飛快，這種現象應該得到抑止。”還在2007年，全國政協委員羊子林就建議，應出台相關規定，限製過快提拔領導秘書。
中國行政體製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領導幹部秘書提拔任免的問題比較特殊，已經引起有關方麵的關注。“秘書被提拔的概率很高，很多人當了秘書以後就可以當領導，而實踐證明這些由秘書升為領導的人不一定都行，這也就是加強起跑線規範的問題。”
“秘書提拔”問題引發高層關注
來自高層的信息表明，中央已認識到領導秘書提拔問題的嚴峻性，同時也陸續出台一些相關規定，給任意擅權的領導加上一道“緊箍咒”。
2010年3月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頒布實施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辦法（試行）》指出，在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有八種情形之一的，將追究有關領導幹部和人員的責任。其中特別提到“要求提拔本人近親屬，或者指令提拔秘書等身邊工作人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