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讓敢於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人無得失牽掛和後顧之憂，才能使民主生活會起到實效。
“又要開民主生活會了，又得說一些違心的話，聽一些無關痛癢的話。”2010年6月中旬，北京市某機關一位領導幹部私下向記者抱怨。
根據中共中央1990年印發的《關於縣以上黨和國家機關黨員領導幹部民主生活的若幹規定》，縣以上黨和國家機關黨員領導幹部的民主生活會，每半年至少召開一次，“上半年的民主生活會應在7月底以前召開，下半年的民主生活會應在翌年1月底召開”。
作為黨內旨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組織活動製度，民主生活會一貫被視為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製，增強領導班子凝聚力和戰鬥力的一大法寶。
但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不少部門和單位領導班子的民主生活會質量並不高。隻談成績、不談問題，或者大張旗鼓談成績、輕描淡寫談問題，把批評與自我批評變成了表揚與自我表揚。甚至不管班子問題有多嚴重，相互之間總是諱言批評，最多是“提點希望”，偏離了民主生活會的本意。
評功擺好的“集體按摩會”
北京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機關領導幹部告訴記者，在有些民主生活會上，也有人提意見，但多無關痛癢，或明貶實褒，比如“批評”領導“有時對同誌要求太嚴”“幹工作不注意身體”“忙工作不顧家”，等等。
在他看來，部分領導幹部對民主生活會重要性認識不足，往往是在製度的約束下才開。“有時就是以提高認識為名，找幾個文件，輪流念念，自我總結，沒有觸及靈魂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最後安排人寫個材料上交了事。”
有被訪者還提到，一些民主生活會被開成了“牢騷會”“訴苦會”，領導班子成員不願敞開思想剖析自己，“在這樣的民主生活會上，能聽到的就是發牢騷、訴苦惱，找客觀原因，唯獨不講自己存在的問題”。
此外，記者了解到，有些民主生活會並不民主。會議一開始，“一把手”就搶先發言作報告，講得天馬行空，容不得別人插話，更不給別人留發言時間，活生生一個“報告會”“家長會”。
按照上級黨委（黨組）成員參加下一級黨委（黨組）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的要求，有些單位和部門的民主生活會上，雖有上級領導參加，但這些領導通常隻說些“取長補短”“共同提高”“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之類的官話套話。
20世紀80年代，中央以成文規定的形式，首次建立全黨統一的民主生活會製度。1992年10月18日經黨的十四大通過，在黨章中首次載明領導幹部必須參加黨委、黨組的民主生活會，並沿襲至今。
據中央黨校黨建專家葉篤初教授介紹，民主生活會是專為擔任一定職務的領導幹部所設置的，即領導幹部在參加黨的支部、小組生活之外，還必須定期參加黨委、黨組的民主生活會。“但近年來民主生活會病象滋生，有些人對此頗多針砭，有的擔心‘漸流形式’危險。”
受訪專家認為，民主生活會需要有真誠、深刻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如果不能營造開展積極思想鬥爭的良好氛圍，變成相互評功擺好的“集體按摩會”，暴露出動機不純、思想不純、黨風不純，是新形勢下作風腐敗的一種具體表現。
“好人主義”何以盛行
“批評領導怕被報複，批評同級怕傷和氣，批評下級怕丟選票，批評自己怕失威信。批評別人很難，批評自己更難。”對於民主生活會質量下降，北京某科研機構一位幹部的說法很有代表性。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魯照旺教授認為，民主生活會中“好人主義”盛行，與社會利益分配格局深刻變化有關。隨著改革的深入，個人利益逐漸變得穩定和可預見，有些領導幹部明哲保身觀念有所增強，黨性比以前弱了，私心比以前顯性化了，結果導致民主生活會開得“你好我好大家好”，和氣一團，應付了事。
據記者了解，還有一些黨員幹部對領導唯命是從，形成一種人身依附關係，即便有不同想法和觀點，在公開場合也不敢說、不願說。這種缺乏民主修養和實行民主能力的現象，嚴重製約了黨內的民主進步。
“作為領導班子成員，肯定比一般人更清楚班子其他人存在的問題。”華南師大理論部副主任、廣東高校思政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談方教授說，如果有人在民主生活會上，及早、坦率、深刻地指出問題，有些人也許不致於在歧途上越走越遠，乃至最後身敗名裂。
在談方看來，民主生活會上“好人主義”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少數領導幹部喜歡搞“一言堂”和“家長製”，忽視黨員參與黨的決策的權利，使黨內的一些決策，很難建立在真正民主基礎上。“這就使得很多人不想說、懶得說，也就不能出現暢所欲言地進行真正的思想交流的局麵。”
談方認為，有些單位和部門的主要領導，將本應讓班子成員參與和了解的事務有意捂著，使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這也嚴重挫傷了他們參與民主生活會的積極性、主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