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處公款出國（境）旅遊腐敗案時，發現一些中介組織在這方麵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2009年5月7日，國家預防腐敗局辦公室負責人這樣告訴記者。
據介紹，在以往查處的公款出國（境）旅遊腐案中，有不少中介組織參與其中，他們不但偽造邀請函高價賣給組團單位，還幫助組團單位編造境外公務活動日程，騙取批準，而實際上大多安排的是旅遊項目。
近年來，中介組織直接參與的腐敗大案要案不勝枚舉。2009年2月27日，重慶市規劃局原局長蔣勇被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緩。經法院認定，蔣勇通過情人唐薇開的中介公司，共同收受數家房地產開發商給予的人民幣共計1615萬餘元，另外蔣勇單獨受賄181萬多元。
2006年，廈門市五緣灣景區拆遷改造工程完成後，審計部門審計拆遷資金使用情況時，發現項目存在高套標準、多支付補償款問題。調查人員發現，項目中一條排汙溝被廈門至業評估有限公司評估達1300萬元。而經公安部門委托另一家評估組織重新評估僅為286萬元。
根據揭露的案例，中介組織參與的腐敗行為，除涉及行賄、洗錢、參與侵吞國有資產、損害股東和消費者權益之外，有些中介組織還抱著“收人錢財，給人方便”的態度，幹著唯利是圖的造假勾當，範圍涉及重大工程投資建設、國有企業改製、土地轉讓評估、貸款抵押資產評估、公司上市及年度財務審計、政府采購等諸多領域。
據記者調查，在土地評估時，有些中介組織協助腐敗官員和不法商人搞暗箱操作。同一塊土地，評估價值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背後自然是見不得人的權錢交易。有些中介組織還提供虛假材料證明，滿足客戶不合理或是不合法的需求。比如會計師事務所幫助企業做假賬，提供虛假審計意見，甚至協助不夠條件的企業包裝上市，幫助上市企業和證券公司“圈錢”。
“在建設工程招標和政府采購中，一些供應商、承包商與采購單位、監管機構人員及招標采購代理機構惡意串通、互相勾結，通過操縱招投標搞腐敗交易。”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在我國國有企業改製過程中，有些中介組織將國有資產由高評低，幫助個別黨政官員、原企業負責人蠶食鯨吞國有、集體財產。”
“有些中介組織為法官辦人情案、關係案提供虛假鑒證，進行技術協助。”北京一家評估機構的工作人員向記者透露，“一些評估、鑒定、拍賣機構，還與律師、法官內外勾結，在打官司中大肆弄虛作假。”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中介組織腐敗與黨政機關官員腐敗行為相比，前者具有更大的欺騙性和危害性。因為，在中介組織腐敗過程中，幾乎找不到程序違規，它可以用程序上“合法”的外衣，來掩蓋肮髒的交易。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介組織是溝通政府和企業的橋梁。”李紹榮認為，“由於中介組織的介入，使得行賄受賄雙方在不見麵的情況下完成權錢交易，使腐敗行為增加了隱蔽性。大量案件表明，如果沒有這些中介參與其中，很多腐敗行為根本不可能得逞。”
“由於個別中介組織的違法行為使中介、行業協會失去了其本有的客觀、公正。”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對記者表示，“中介組織的腐敗行為，不但腐蝕了大量政府官員，而且他們出具的虛假證明文件，還影響政府的決策水平和決策質量，甚至導致政府部門決策失誤，直接引發國有資產流失、安全生產隱患、豆腐渣工程等問題的發生。”
利益衝突不能自持
在有關專家看來，中介組織腐敗與從業人員的素質和行業自律有關，但問題症結在於中介組織從一開始對政府部門就有較強的依附性，存在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法律規範不健全、監管部門監管缺失等深層次原因。
據記者了解，我國一些中介組織的人事任免權和主要資金來源，還由政府控製，甚至有些公共部門還掌握著中介組織業務的指定權。這樣的中介組織，隻能在權力和市場的夾縫中尷尬生存。
“我國中介組織還不是完全獨立的市場主體。”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喬新生教授認為，“中介組織雖然打著市場主體的幌子，從事委托經營，但它們從來都沒有脫離與行政權力的關係。因此它們參與利益分配，成為權力腐敗的操盤手，絲毫不讓人感到稀奇。”
而中介組織法律規範不健全，是中介腐敗的重要原因。“我國還沒有統一的、完備的中介組織法。”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接受記者采訪時坦言，“我國現行的與中介組織有關的法律、法規比較分散，沒有形成完整的體係，散見於公證法、律師法、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等各種規範性文件中。因為法律不健全、監管不力和自律的缺失，導致中介組織參與腐敗的成本低、風險小、收益高，從而自我放縱不可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