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國刑法中有涉及中介組織犯罪的內容，但刑事處罰規定過於粗略，操作性不強，弱化了對此類犯罪的打擊力度。”北京市檢察院一位檢察官認為，“由於中介組織具有專業技能優勢、業務權威性和合法身份，加之此類犯罪表麵看來沒有暴力行為和危險狀態等原因，發現和偵破此類案件的難度較大，也使不少違法中介組織逃避了打擊。”
我國對中介組織違規違法懲治不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放縱了中介組織腐敗。有受訪專家指出，中國證監會對幫助上市企業搞欺詐的會計師事務所的處罰，僅限於警告、沒收非法所得、罰款和撤銷直接責任人的執業資格，最嚴厲的也不過是吊銷許可證，根本起不到震懾腐敗的作用。
規範中介迫在眉睫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中介組織的發展，關係到我國市場經濟秩序的規範化和市場經濟體製的完善化進程。因此，要高度重視中介組織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隱患，積極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決，確保中介組織健康發展。
實際上，我國中介組織的腐敗問題，已引起中央的重視。在2008年1月召開的中紀委十七屆二次全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賀國強指出，要“規範行業協會、市場中介組織的服務和收費行為”。2008年4月2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2008年糾風工作實施意見》指出：“加強規範管理，認真解決公共服務行業、行業協會和市場中介組織侵害群眾和企業利益問題。”
“要治理中介組織的腐敗，最關鍵的是，要在嚴格約束行政權力的大前提下，對中介組織進行產權改革，改變其對行政的依附關係。隻有這樣，才能讓中介組織真正參與到市場競爭中，為市場經濟服務，為整個社會服務。”尹韻公表示。
“應對我國中介組織的生存和發展狀況進行認真研究，實行分類管理，規範管理。”國家行政學院龔維斌教授對記者表示，“我國目前的中介組織既有營利性的，也有非營利性的。營利性的中介組織更多地屬於企業組織，具有市場化特征，應在工商部門登記，接受其監管和服務；非營利性的更多具有NGO（非政府組織）的性質，應接受社團組織管理機構的監管和服務。要完善對於包括中介組織在內的社會組織的立法，健全中介組織的內部運行機製，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實行政企分開、政事分開，加強和改進政府對中介組織的管理和服務，加大社會對中介組織的監督力度。”
“規範中介組織應從立法、監管、行業自律三個方麵著手。”杜立元建議，“首先，應當對中介組織的相關法律法規進行完善，抓緊出台《社會中介組織法》《民間組織法》《行業協會法》等專門法律、法規及其實施細則；其次，對中介組織的違規腐敗行為形成強有力的行政監管機製，必要時可協調工商、財政、審計、監察、金融、反貪汙、反洗錢等部門聯合執法；第三，應建立健全中介組織行業自律製度，完善職業道德準則和懲戒措施，推動行業誠信建設，規範從業人員的行為，樹立行業榮譽感，充分發揮中介組織自我管理、自我約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這才是重中之重。”
據了解，發達國家一般對中介組織均有嚴格的法律法規。比如，美國自1917年就相繼頒布了一般代理法規、契約法規、執照法、專業理論法則等法律法規，對房地產中介組織進行約束，其中房地產執照法最嚴，作用最大。這些法規成了美國房地產中介業長期健康發展的基礎。德國通過憲法、協會法等各種法律法規約束行業協會的行為。
“對中介組織腐敗要加大打擊力度，根據社會中介組織欺詐、違規和腐敗行為的性質和嚴重程度，采取行政處罰、經濟賠償和刑事追究等多種處罰措施，增大中介組織及其從業人員的違法風險和成本。”齊善鴻表示。
“為了保障中介組織的健康發展，除了加大立法層麵的規範之外，還可以從政策層麵加大扶持力度。”李成言建議，“應該提高中介組織的準入門檻，推進審計評估機構的體製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審計評估機構的民事賠償責任、職業保險製度、合夥人財產登記製度，以提高中介組織的風險意識和法律責任意識，維護全行業的聲譽。”
受訪專家認為，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我國市場交易正趨規範，中介組織正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大好機遇。那麼，在法律框架下，如何公正、誠信地履行職能，才是中介組織自身求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