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調查組的人員，可從中央或其他省市，調集相關的公安、紀檢、檢察等方麵人士，同時讓媒體記者，以及具備有一定社會公信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作為公民代表聯合組成，然後委任其中一位作為首席調查官。”杜立元還建議，“在事件調查過程中，事件的利害方不再具備對事件的闡釋權和發布權，他們能做的，就是配合獨立調查組的調查，進行舉證，辯護，等等。”
受訪專家認為，雖然獨立調查順應民意，但從法律的角度來講，並無法律依據。要解決根本問題，還要寄希望於人大啟動監督程序，這樣不但能降低政府公信力的損失，也可強化人大作為立法監督機關的權威，同時讓獨立調查有法可依。因為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規定，人大具有重大事件的監督權。
“獨立都是相對的，每個人在事件中，由於自己的立場不同，或多或少都會有自己的利益和千絲萬縷的聯係在其中。”胡仙芝認為，“所以在挑選獨立調查組人員時，對一些主要的責任者的關鍵聯係人員要進行回避。此外，獨立調查組的組成人員需要有一定的代表性，既要代表專業的客觀性，又要代表社會各界的聲音，尤其要更加重視挑選普通群眾利益以及弱勢群體利益的代表，為提高獨立調查結論的公信力奠定基礎。”
在采訪過程中，多位受訪者還特別提醒，成立獨立調查組是為了使調查結論能夠更加逼近事件真相，但如果相關配套機製不健全、不完善，也不排除獨立調查組會受事件利害方的影響，從而導致調查結論有失公正。
針對受訪者的上述擔憂，胡仙芝建議：“獨立調查製度要加強自身的行為規範和製度建設，尤其是要對自身的調查行為進行紀律規約，製定一些行業規程和禁忌，使調查行為得以順利開展。除了要堅持獨立調查的中立客觀的立場外，在調查過程中要保證調查活動不接受任何方麵的指使和利益影響，調查人員不接受利益相關方的經濟資助，不接受可能影響結論的吃請以及其他活動等，使獨立調查結論真正做到客觀，從而讓社會公眾信服。”
“在誠信嚴重缺失的情況下，要從加強教育和法律規範上入手，進而使誠信機製建立起來。”齊善鴻認為，“專門組織起來的調查組未必就不會受到影響，這種臨時性的項目製的組織，責任感也未必就一定會很強。調查機構的專業性、獨立性、代表性、法律性和長效性等問題，都值得我們去探索。”
同時，齊善鴻還建議：“在沒有一個清晰的法律體製安排的情況下，尤其要讓參加獨立調查組的人員明白，如果對調查結論造假，不但違背道德誠信，而且違法，從增強他們的自律意識。避免出現這樣的現象：自己做旁觀者時，常常批評別人不誠信；等到自己成為責任者時，自己卻又成為不誠信的主體。誠信社會的建設，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每個人隻有在自己的主導行動上始終堅守誠信的信念時，一個社會的誠信體係才可能建設起來。”
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正義是有配方的，這個配方，就是程序。隻有政府、公眾、新聞媒體以及相關利益團體，在透明的博弈中形成良性互動，重大公共事件的調查結論，才可能更加逼近事件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