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些重大公共事件的調查結論，經過時間的檢驗和證明，完全是客觀、公正與合理的，但公眾當初對調查結論還是不信任。”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其實原因很簡單，除了調查程序出問題外，也間接地折射出整個社會道德誠信體係所出現的嚴重缺失。”
值得稱道的有益嚐試
在記者的采訪過程中，受訪專家多次提到貴州甕安6.28事件和湖北石首6.17群體性事件。他們普遍認為，這些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原因，除了處置不力外，主要是未能及時向公眾提供令人信服的調查結論。
“我國社會正處於轉型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凸顯期，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多。”中國社會科學院尹韻公研究員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如果重大公共事件處理不好，不但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還會引發成為刑事案件，嚴重影響到社會的和諧與穩定，這個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
在記者的采訪過程中，多位受訪專家建議，隨著我國社會的轉型，公民行使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意識日趨強烈，如何在政府調查的基礎上，針對重大社會公共事件構建獨立的調查製度，其現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日益凸顯。
“麵對重大公共事件，除了傳統的政府部門內部清查外，可進行獨立調查製度的試水。”李成言建議，“在一些爭議事件中，獨立調查能夠更好地擺脫各種利益掣肘，更專業、更客觀地探究事實的真相，擴大了公眾的知情權，強化了監督力度，並與政府調查形成相互製約又共同促進的雙贏效果。”
據專家介紹，獨立調查製度在國外源遠流長。在很多國家，凡有轟動全國的重大公共事件，不僅是媒體，就是一些社會團體，也會在政府之外展開獨立調查，並及時公布自己的調查結論。這些社會化的結論，對官方而言也是一種極大的壓力——除了盡快公布真相，其他無路可走。可以這麼說，權利對權力的製衡，在這種無形的交鋒中得以實現。
“針對重大公共事件構建獨立調查製度，目的在於還事件以客觀的真相，有利於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有利於彌合社會分歧、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全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秘書長胡仙芝博士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重大公共事件真相調查，是不同利益主體的博弈，而獨立調查還可為法院的公正判決提供真實、有力的證據。”
據了解，對重大公共事件構建獨立的調查製度，我國有些地方已經作出積極的探索。比如“躲貓貓”事件中，雲南省相關部門邀請政法界人士、媒體記者代表和網友代表參與調查，雖未能完全揭開事件真相，但這起由官方組織民間人士進行的獨立調查，卻極具破冰意義。
在上海“釣魚”執法事件案中，浦東區政府組織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律師，還有中央、地方的媒體記者參加的獨立調查組，迅速還原了事件真相，讓“釣魚”事實浮出水麵，平息了事態的惡性發展。
另外，在南京“徐寶寶”事件中，獨立調查組的效率之高，與浦東新區政府的獨立調查組相比，更是值得稱道，僅用一天就發現了真相，這些也為今後我國構建可能的獨立調查製度，從實踐層麵提供了寶貴經驗。
“獨立調查”期待體製突破
目前，在我國的法律法規中，對重大公共事件是否應成立專門機構進行獨立調查，尚無明確規定。
“獨立調查行動可由具有專業素養的人員有計劃、有組織地獨立完成，調查與收集材料，不受任何權力或利益因素的控製與幹擾。”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根據我國國情，可由相應級別的人大避開與事件有利害關係的各單位，從社會各界中選擇權威專業人士組成獨立調查組，並授予調查權，及時將調查信息公之於眾，以防止公權力暗箱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