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與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傳統政治格局中“合久必分”的分裂階段，同時也是一個政治、製度甚至文化的大變局時期。已經統治了300多年的經學講究，終於撐不住意識形態的一統天下。人們見慣了孝道冠冕下的虛偽，開始用放誕來自我安慰。三國時代曹魏對實用學問的追求，雖然沒有使學風扭轉，但畢竟瓦解了經學的統治地位。經過亂世的催化，經學與老莊結合，生出了玄學，隨後，洶湧而來的佛教和佛學，又為玄學添了無盡的燃料。於是，官方意識形態，變成了門閥貴族揮拂清談、淺斟低唱的玩意兒。文化上變異，政治上也在變異。自西漢末年以來，中國政治的最大問題就是官僚門閥化和地方政治豪強化。東漢沒有解決這兩個問題，導致政治上枝強幹弱，門閥與豪強勢力愈發強盛。僅僅由於統一的意識形態還在起作用，以及中央政府的武力震懾，才勉強維持了統一的格局。到了東漢末年，在外戚和宦官的爭鬥中，朝政陡然惡化。黨錮之禍摧毀性地打擊了朝中僅有的意識形態正統力量的體現者，朝廷與士人之間的紐帶中斷，於是在農民起義和地方軍閥的雙重打擊下，東漢朝廷名存實亡，中國進入軍閥混戰時期。在混戰中幾個傑出的軍閥脫穎而出，但仍然沒能走出地方坐大、門閥專權的陰影，反而強化了門閥與豪強政治。西晉統一後，麵對地方勢力坐大和門閥政治的現實，采取了飲鴆止渴的對策，以實封王族並賦予他們軍權的方式來對抗門閥與豪強，然而卻導致了更加迅速敗亡。進入東晉以後，中國政治進入了皇帝與門閥、豪強共治天下的局麵，而門閥政治也經過宋、齊、梁、陳四朝的放肆發展，最終走進了自己的墳墓。北朝政治製度，具有一定程度的草原特性，但這種製度尚處在學習漢文化的階段，往往追求對南朝的效法，在製度上缺乏創新。沒有南渡的士族，居然也形成了比南朝更有講究的門閥。門閥政治在北朝也存在，隻是跟少數民族政權和部落政治畸形地結合在一起。
第一節三國，貴族政治浮出水麵
東漢末年，在各地豪強日益強大的情況下，中央政權非但不能抑製地方的離散趨向，反而在外戚、宦官和朝官的三角爭鬥中，迅速走向衰落。黃巾起義使得各地豪強在鎮壓農民起義過程中進一步壯大，而且突破了地域界線，形成了若幹跨州郡、以軍事麵貌為標誌的大豪強與門閥性的豪強。漢靈帝死後，在突發的外戚與宦官的大衝突中，兩者同歸於盡，政權落入了毫無經學背景，而且有些胡羌化的涼州豪強董卓手裏，東漢王朝名存實亡。在董卓殘暴統治下，連兩京都遭到了毀滅性破壞，王朝政府賴以存在的物質基本消亡。隨著董卓集團的分裂和覆滅，曆史進入了軍閥割據、群雄並起的大混戰時期。
在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中，關鍵的中原地區逐漸形成了曹操與袁紹兩大集團對峙的格局。最終曹操利用把持中央政府的有利政治形勢，“挾天子以令諸侯”，擊滅袁紹，統一了中原。但接下來的赤壁之戰，使得曹操統一天下的步伐受阻，從此形成了曹操、孫權、劉備三分天下的局麵。
在東漢年間，已經出現了某些世襲為官的家族，在地方上表現為長期把持某一郡的政務，家族勢力龐大，擁有大量的依附農民，被稱為豪強；在京師，則表現為子孫累代為公卿，呈現出某種貴族化的傾向，人稱“門閥”。門閥和豪強事實上的分野並不是那麼清晰，也存在著互換的可能，但一個統一的特性就是權力地位的世襲性和家族勢力集團化。
從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到整個三國時期，是貴族與豪強政治的充分發育階段。
一、作為傳統意識形態的經學的衰落
以軍閥混戰為契機，作為維係君臣關係特別是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經學開始式微，而那些練兵、打仗、籌糧等實用的學問變得吃香。漢靈帝時的鴻都門學，到了曹操手裏被繼續發揚光大，詩歌詞賦之學不再被人看不起，曹操、曹丕、曹植父子親自操練文學，蔚為風氣。同時，東漢以來士大夫狂熱追求孝道的風氣稍殺，曹操甚至公開強調不忠不孝而有治國之術的人，他也可以起用。在這種傳統意識形態衰落的情況下，士人對皇權的效忠已經被極大地削弱，每個人的主公隻能是起用他的豪強性的官僚，其效忠基本上指向這些有力者。
二、地方豪強與官僚的高度結合
出於割據一方的需要，地方豪強與地方官僚進一步結合。地方官如果不是豪強，也必須使自己變成豪強，而且如果想要加強其所控製地方的統治，必須借助當地的豪強。從東漢中葉起就出現的官僚世襲化家族化傾向日益嚴重，實際上，到了三國時期，地方官已經從朝廷雇員逐漸變成了半個世襲貴族。而在軍閥混戰時期不得不起用的一些寒族人才，很快地就融入到貴族門閥體係之中，沒有對貴族化傾向有任何的糾正。
三、農民變成了豪強的依附者
由於長期戰亂，為了求得庇護，農民迅速地佃戶門客化，轉變成為豪強的依附者。他們或者歸附於強勢諸侯，成為他們具有半奴隸性的士家製兵戶，或者投奔塢壁，成為塢壁主的依附者。獨立農戶變得非常稀少，中央政府的財政實力因而也十分虛弱。
四、三國政府對豪強貴族的依賴
魏、蜀、吳三國，實際上都是依賴貴族豪強的支持，才能維持下去。魏國在開始時，皇族就是具有最大勢力的豪強。他們聚攏了最多的人才，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皇族集團內部也因貴族化而受到削弱，因而不得不依靠地方大族的支持才能存活，以至於最後被司馬氏聯合其他豪族滅掉。吳國建國之初，就依賴江東豪族的支持，吳國掌權的主要官僚基本上由顧、張兩大姓壟斷。蜀國情況稍好，但也是外來豪強與當地豪強的結合。
五、豪強的軍事化與兵役製度的變化，加強了貴族政治
從東漢末年起，戰爭開始成為最大的政治。地方官、豪強或者身兼豪強和地方官二任的割據者，都變成了軍人。各個集團都演變成了軍事集團，而出於軍事需要，集團內部的聯係被強化，集團首領和下屬之間的依附性關係大大增強。與此同時，從曹魏開始實行的“士家製”兵役製度，使士兵和他們的家屬成為將領的私屬。爾後，由於三國分立，彼此間的競爭和戰爭狀態，使得各國內部的勢力集團依然要維持其軍事化的麵貌，他們的私屬必然家族化和世襲化。
第二節九品中正製和“戶調式”與門閥政治
三國中的曹魏，本是來路不夠純正的門閥創立的國家。曹氏發跡，要歸功於勢力很大的高級宦官，雖然來路不正，被袁紹門下文人詆毀為“閹豎遺醜”，但已經不能算是“寒族”。過去曆史學家在判別門閥和寒族的時候，往往看他們的儒學根基，出身的清要與否，顯然不合理。事實上，判定門閥應主要考慮其對權力控製程度，以及是否能將這種權力在家族中傳遞下去。自曹操起兵以來，已經形成了世襲化的軍事集團，本身就具有了門閥的特征。當然，這種來路不正的門閥貴族，在發展過程中，由於自身發展的迫切需要，往往要盡可能爭取更多的人才，而自然也不像老資格門閥那樣，有那麼多意識形態的顧慮，他們往往會選拔一些平民出身的土人，進入集團的高層。可是，集團形成較大的規模以後，曹操集團內部的成員，一部分卻又以半獨立諸侯的名目存在，將領分兵各地，領土管軍。朝中歸附的東漢門閥，大多勢力依然，隻是一時還難以與曹氏家族抗衡。但在曹操在世之日，始終是他稱帝的障礙。
曹操的兒子曹丕做了皇帝以後，麵臨著兩個重大課題，一是重新開始道德講求，建構儒家意識形態。二是削平門閥，重整官僚體係。
顯然，曹家想解決這兩個問題，而且也采取了相應的製度變革，選官體製實行九品中正製，就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
九品中正製是針對察舉一征辟製選舉權流失的弊病，而采取的選舉改革。其目的就是要將選舉權收回中央，便於皇帝控製，重新建立士人與朝廷官僚製的正常關係，以逐步削弱地方化的傾向。
公元220年，曹丕繼任魏王，代漢在即，思有所作為。他采納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在地方設立中正官代替鄉裏評議考察人才。具體辦法是，每州設一大中正，每郡設中正，由當地出身的朝官中“德充才盛”者擔任，（《通典》卷14《選舉二》）負責將本地士人狀況考評定級，以供吏部選官參考。中正雖然屬於兼職，但也設屬員，負責訪問與編定士人等級。由於吏部選官完全依照中正的考評，所以，此製度又稱九品官人法。
中正編定的本地士人材料，在技術操作上分為兩項：一是“家世”，即每人父親和祖父姓甚名誰，任何官爵，任職狀況，本人直係親屬姻親的官爵大小，類似於今天的家庭出身和狀況。二是“狀”，即對本人道德狀況、才能學識的評語。然後根據“狀”，參考“家世”，評定每個人的“品”。品的分類，受班固評議古代人物分類的影響，將人物等級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個等級。由中正將本地人士評出等級，然後向朝廷彙報，此後每三年清查一次。當時的官階也有九品，但與這個人品的九級並不是一回事，然而它們之間還是有聯係的。一般來說，中正所評的品級越高，所授的官職往往在比較清要的位置，以後升遷就快，反之則比較不容易得官，授官也不是重要的位置，事務瑣碎且繁忙，即所謂的“濁官”。
九品中正製的實行，開始的目的主要是將原來的鄉裏評議改為官方評議，或者朝廷評議，無形之中將選舉之權收回了中央。最初，由於曹操“唯才是舉”選舉思想的餘風尚在，中正評定士人的時候，還比較注意其人品和才能，特別是碰到中正比較識人之時，往往比較聽從當地的公議，選出優秀人才，人稱“猶有鄉議餘風”（《晉書》卷36《衛瑾傳》）。但是，用不了多久，這個製度就變了味道。中正評定人才，越來越依據士人的家世，父祖為高官者，在選舉上占了越來越大的便宜。久而久之，門第高者品級就高，門第低者品級就低，朝廷任命中正官時，往往要征求本地出身的高官們的意見，連中正本身的公正性也逐漸喪失。終於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晉初尚書左仆射劉毅語。見《晉書》卷45《劉毅傳》。）的局麵。
造成這種局麵的原因，從表麵上來說，是由於一個簡單的技術環節，即在評議的標準中設置了“家世”這一參考項目。這個項目雖然隻是參考因素，但由於“家世”是死指標，或者說硬指標，而一個人的德才狀況的標準相對來說則要軟得多，有見仁見智可能，很難有一個統一而又確定的標準。所以，在操作過程中，很容易出現軟指標依從硬指標的現象，這樣一來，“家世”就從配角變成了主角。但是，當初的評定指標為什麼會將“家世”考慮進去，而且，後來任命中正時為什麼會考慮高官的意見。顯然這其中有門閥政治的因素，也就是說，在那個時候，門閥世族已經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在政治設計的時候，有意無意地都要受他們所左右，這才是九品中正製最終變質的深層原因。
曹家這個來路不正的門閥做了皇帝，事實上不可能從根本上鏟除門閥。所以，選官製度改革的舉措適得其反，不僅沒能實現重整官僚體係、重新確立皇權至上地位的目標，反而成了門閥政治的催化劑。
進入晉朝，九品中正製出現進一步的異化，人們越來越往高等上攀。等級雖然有九個，但在人們眼裏，隻有上下或者高卑兩等。隻有一、二、三品為上品，其餘為下品。而上品之中，一品是留給皇族的，這用不著中正來評，結果等於虛設。所以，大家都往二、三品上擠。久而久之，三品也沒有人樂意要了，大家隻想著二品，人稱“灼然二品”，不評為二品就不依不饒。事實上，凡是像樣的門第出來的人，基本上都擠進了二品。而門第不高的，則統統被排除在二品之外，都算是卑品。這樣，作為漢代以來統治基礎的士人，就被明顯地從血緣上分化成為世族和寒族兩個部分。前者處於政治權力的壟斷地位，而後者則被排除在權力中心之外，長期徘徊在邊緣。
在製度上，到了完全按門第選舉的地步，中正官也就沒有什麼用了，吏部靠名門大姓的譜牒直接選官就是了。但是由於同一個姓氏，門第高下是不一樣的，而某些跟望族同姓的寒族，往往假造譜牒，冒充高門。於是，作吏部的官，都必須有一種特殊的本事，即熟悉譜牒，精通譜牒之學。進而造成一時之間譜牒之學大盛，民間多有人習之，甚至到了唐朝初年，李世民的秦王府還有位屬吏李守素，特別精通譜學，“人稱‘肉譜’”（《隋唐嘉話》上）。
西晉實行“戶調式”，原本意義是打算借此抑製豪強門閥兼並農戶的勢頭，為國家多增加編戶齊民。因此，它規定了王公貴族和官僚們占田和蔭客的數額，比如第一品官可以占田五十頃，每低一品，減五頃。一、二品官可以蔭客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九品一戶。原以為規定了占田和蔭客的數量，就可以抑製兼並，將門閥豪強蔭占的農戶限定在一定範圍。然而，“戶調式”實行後，實際等於將豪強門閥占田蔭客的現象合法化、製度化了，由於大多數官僚體係的成員都或多或少地豪強化了，所以沒有多少人會認真地按規定去限製自己，削減本來已經有的田畝和蔭客佃戶，人們所在乎的往往隻是製度規定可以占田、可以蔭客的層麵，而這個層麵的內容，落實到操作層麵，隻起到了進一步促使社會貴族化的作用。如果說，九品中正製還隻是將讀過書的士人家族貴族化的分化加以強化，而“戶調式”則加劇了整個社會的貴族化傾向。西晉時期，東海王氏、河內山氏、泰山羊氏、京兆杜氏、潁川荀氏、陳氏、平原華氏、山陽郗氏、河東裴氏、衛氏、扶風蘇氏等一並顯赫一時，成為最為人豔羨、權勢也最大的名門望族。
西晉二世而亡，但渡江以後的偏安政權，由於勢單力薄，對世族的依賴更加嚴重。顯然，已經發展了百多年的世族門閥勢力，不可能僅僅因為一場戰亂而退出曆史舞台。雖然胡人石勒殺掉了幾萬士族，但是還是有一部分隨著殘餘的晉室逃到了江東。東晉建立之初，就是依靠這些渡江的士族的支持才維持下來。所謂“王與馬共天下”，講的就是身為世族領袖的王導，輔佐司馬睿的事。據說司馬睿登基時，居然要王導和他一起坐床（床即龍床，用來坐的，當時還沒有椅子）。後來，在王導等人的調和下，江東當地的士族也承認了司馬氏政權，王、謝、桓、庾四大姓占據了東晉門憫金字塔的塔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