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與清是中國曆史上最後的兩個王朝，這兩個王朝在製度上基本是一致的。最大的特點是沒有了傳續一千多年的宰相體製，而由皇帝自己直接負責政務的處理，直接統轄行政部門。雖然明朝有內閣、清朝有軍機處，但從製度上來說，它們都是皇帝臨時性的秘書班子，是宰相製度不完全的補償。隻有走到這個地步，中國的帝製才真正具有了專製的意味。我們前麵已經討論過，自秦漢以來已經不是封建製度了，而真正意義上的帝王專製實際上隻適用於明和清。
但是，明與清又有相當的不同。元代留給明朝的遺產是多方麵的。在政治製度層麵上則主要是負麵的影響居多，龐大的行省，不合時宜的分封製，類似探馬赤軍的衛所製度，這些已經很成問題了，但還算不上最嚴重。更惡劣的影響體現在政治文化方麵，明朝初年不僅學術衰落、精英凋零，而且整個社會文化氛圍非常惡劣。
元朝的官場文化，是奴才和主子的文化。跟宋朝官員隻拜皇帝不拜上級不同，元朝下一級官員要向上一級官員磕頭禮拜，因為在草原上下級就是上級的奴才，所以到了中原，也照搬不誤。所以，皇帝當眾折辱大臣，上級當眾鞭笞下級，大家都不以為怪。這樣一來，政治行為上麵原來的道德麵紗也就沒有了，儒家文化講究的那種道德恥辱感也沒有了，恥感文化大幅度衰亡，官場上隻剩下了赤裸裸的利已動機。顯然，這樣一種政治文化，不可能不影響到明代。
明代的政治，有許多不可理喻之處，完全不按常規出牌。比如，朱元璋沒來由的屢興大獄，幾乎殺光了所有舊臣，殺人之多，朝政幾乎難以為繼。朱棣奪了侄子的江山，對忠於建文帝的方孝儒，殺掉當然亦無不可，但將之剝皮下油鍋，並夷其十族，則完全沒有道理（在過去的時代，碰到這樣的事情，往往是在殺掉前朝的不降之臣後，將之厚葬，並表彰其效忠的行為，因為這是做給他們自己的臣子看的）。明武宗朱厚照，不樂意做皇帝卻願意做將軍，非要給自己加上個“總兵”頭銜。還有那個著名的萬曆皇帝朱翊鈞，居然能夠幾十年不理朝政，幾乎讓國家機器陷於癱瘓。許多傳統皇朝的處事忌諱，朱家人都犯了，作為王者的基本道德可以被蔑視（不負責任），王朝應該推行的基本準則也可以不顧（侮辱、懲罰忠臣和對勳舊的不義）。他們所要的完全是沒有道理的絕對服從，朱元璋甚至連“亞聖”孟子都不能容忍，對孟子的“民本”思想表示了長久的敵意。曆代漢人的王朝，隻有明朝能夠公開折辱士大夫，錦衣衛的廷杖，當場打死了多少不屈的士大夫，也打掉了士大夫的臉麵。元朝奴視士大夫的傳統，還是被後來的明朝皇帝繼承了下來。
不過，被元朝統治的經曆，實在是過於慘痛，對於漢族士大夫們尤其如此，所以，人們對這個實際上不很爭氣的王朝過於容忍，士大夫表現了太多的主動性，隻要皇帝還能有點能耐或者有點人性，就會出現升平的景象。隻是到了末世，接連幾代皇帝幾十年的胡鬧，才導致最後的崩盤。崇禎帝雖然不算是昏君，但到了他的手裏，內憂外患已深入骨髓，大廈既倒，獨木難支。縱然唐太宗再世，恐怕也難以回天了。
皇帝的奴視和士大夫對皇朝的珍視，造成了明代的士大夫截然相反的處世態度。一方麵，任何朝代也沒有明朝的士大夫那麼厚顏無恥，竟然墮落到競相給宦官當幹兒幹孫的地步；另一方麵，明朝士大夫對氣節的講求，對諍諫的看重，也是空前絕後的。晚明東林黨人和閹黨之間的鬥爭，特別鮮明地反映出士大夫的分裂。
清朝是繼元朝之後，第二個統一中國的少數民族政權。作為關外的遊獵民族，滿族沒有當年的蒙古人那麼強的軍事力量；作為建立金朝的女真人的同族，他們也沒有繼承先人的文化。從前的女真大小字已經不存在了，後來的滿文，是他們再度崛起之後從藏文和蒙文那裏學來的。但是，滿族的統治精英，有著高明的政治策略。他們成功地與和自己接壤的蒙古人結盟，從而壯大了自己。他們還有著他們的先人所沒有的學習精神，認真地學習漢人的文化。在統治中國幾十年之後，以皇帝為首的滿族精英已經悉數漢化，“化”得跟漢人不分彼此。滿人皇帝跟過去的漢人皇帝的詩文相伯仲，滿人士大夫與其時的漢人士大夫可以詩酒唱和，個別佼佼者比漢人做的還好（比如納蘭性德）。
滿人給中國帶來了廣闊的疆域，也算是一個相當穩定的王朝。雖然在入關之初，他們也實行過一段金人和元人都幹過的“圈地”，但時間不長就停止了，沒有形成全國性的災難。所以，雖然有著民族的壓迫，但一般老百姓卻感受不深，因為這個王朝政府的賦稅是很輕的。況且，親民之官基本見不到滿人，老百姓即使有怨言，也怨不到滿人頭上。跟金、元王朝不一樣，作為統治民族的滿人，在平時跟漢人是隔絕的，即使駐防在各地監視漢人的八旗兵，也都住在專門的滿城裏，沒有特別的事情不會出來。漢人的士大夫雖然在做官機會上比不上滿人，但也算得到了相當的禮敬。除了剃發之外，漢人的文化習俗都得到了尊重，連漢人婦女的小腳都依然照舊。滿人對漢人雅俗文化的喜好，不僅讓滿人得到了滿足，也讓漢人感到了某種欣慰。比起明朝的朱家子孫，滿人的皇帝似乎個個都勵精圖治，至少人家都肯負責任，想把王朝維持得好一點。
不過，清朝也有不那麼盡如人意的地方。在文化上，精通漢人典籍的滿人皇帝，顯然對儒家學說的政治功能看得過於重了，以至於完全忽視了漢人文化本身的多樣性，強調文化上的一種聲音。清朝對於朱熹之學比前代更為看重。朱熹對《四書》的注釋，成為了不可懷疑的聖典。明朝朱元璋的文字獄還隻是阿Q式的胡鬧，但清朝的文字獄則是地道的誅心之舉。文字獄扼殺了原本旺盛的在野言說，也使得做了官的士大夫的學術生涯謹小慎微，不敢越雷池半步，全副精神隻好放在對經典的考據上。清朝修書的盛典固然讓前人自愧弗如，但《四庫全書》修成之後許多書也變了模樣，許多有“政治問題”的言語都被刪掉和篡改。另外，清朝的皇帝，對於皇帝地位和權力看得非常之重，當然，這種統治思維多少也跟明朝皇帝有點關係。盡管明清雙方是敵手，但在政治和製度上，明朝畢竟是“老師”，滿人在打擊和蠶食大明江山的同時，不知不覺也吸收了對方的觀念，既繼承了朱熹的理學作為標準的意識形態，也繼承了皇權獨尊的意識。皇權既然獨尊，那麼漢人士大夫那種“修齊治平”的理想就得收起大半，再別幻想著做帝王師、致君王為堯舜。所有的臣子，都是為君主辦事的，清朝的皇帝評價大臣的好壞，隻有一個標準：能不能辦事，哪怕臣子立下了不世之功，最好的表彰也就是“能辦事”。所謂的“辦事”，就是把臣子的作為，限製在技術層麵上。在清朝，有聖君和明主，但卻不許有賢臣。清朝的滿臣自稱“奴才”，一度漢臣也跟著學，但皇帝不讓，意思漢人還夠不上家奴的資格，隻能做家奴之外的辦事人員，其實也是奴才，比家奴還要低一等的奴才。
更為重要的是，滿人在製度上雖然學得還比較徹底，也比較像模像樣，但滿漢畛域卻依然分明，滿人不僅占據了要津，而且在所有的衙門都是掌印的，整個政治格局就是，滿人掌權，漢人辦事。對漢人的防範和猜疑，貫穿於王朝始終。隻是比起金、元來，滿人做得比較隱蔽，不那麼張揚，盡可能地給漢人士大夫一點臉麵，至少在官麵上維持滿漢一視同仁的表象。
絕對王權（上）——明朝
錢穆先生認為，明朝的政治是傳統複歸以後惡化的政治，惡化的原因有二，一是廢除宰相，二是摧折士大夫，因而導致了君權的絕對化，使得明朝政治走向了歧途。（參見錢穆：《國史大綱》，665～669頁。）這種說法顯然很富洞見。明代的製度不是一個高明的製度，其關鍵在於它違背了自秦以來這種官僚帝製的客觀規律。這種官僚帝製的關鍵環節在於官僚體係和皇權之間的平衡，以及官僚體製的有效性。宰相製是這種平衡和有效性的核心環節。廢除宰相之後，勢必要尋求某種製度補償性替代，但替代物畢竟不能起到原來宰相製的作用，所以製度的惰性暴露得特別充分。另一方麵，如果士大夫積極性受阻，官僚製的有效性依然難以發揮。如果所有官員隻是皇帝的雇員甚至奴才，製度的彈性就變成了製度的弊病，無法彌補其缺疏部分。好在經過元朝殘酷的統治，士大夫格外珍惜這個好不容易得來的王朝，所以，盡管朝廷摧折，但一有機會，還是會盡量效忠盡力，使其免於崩潰。孟森先生曾經感到很是詫異，為什麼像明武宗這樣空前絕後的昏君，居然能夠內平大亂，外禦強敵，保持王朝不倒？他將之歸結為明初幾帝遺澤，士氣未衰之故，顯然不確。（參見盂森：《明史講義》，198頁。）其實是士大夫自己不樂意讓士氣衰下去，不想讓這個漢人自己的王朝衰下去，是硬撐的結果。
明朝的失策，還有兩點頗為要緊。一是宗藩製度。凡明室後裔，無論親疏俱高爵厚幣以養之，不令到社會上謀生。初時尚可支持，後來人口不斷增加，遂至負擔不起，造成國庫常年空虛。二是因朱棣篡位，派鄭和下西洋追索建文帝，索之不得遂下令禁海，以至於嚴重損害了沿海的商業貿易。在西方開辟新航線進入全球貿易的時代，中國自己退出貿易圈，不僅影響中國商業貿易的發展，而且使沿海漁夫和商人失業，不得不將自己本來合法的營生，轉為非法，與海盜合流，部分人竟然勾結日本浪人，導致了連綿不斷的倭寇之亂。這不僅使東南沿海地區的商品經濟發展受到嚴重影響，國家喪失了相當部分的商業稅收，而且還影響到國家腹地的穩定，使朝廷在與遼東崛起的滿人的鬥爭中始終處於下風。外患最終嚴重到威脅東北邊疆的時候，一方麵政府收入減少，另一方麵宗室負擔卻逐年增加。明朝政府居然沒有起碼的財力可以應付邊患，隻好大幅度提高農民賦稅，最終激起民變。民變達到一定規模的時候，安內和攘外捉襟見肘，外患和內憂一起襲來，明朝的壽數也就殆盡了。
第一節政治中樞的變遷
明朝立國之初，承襲元製，在中央政府設中書省，有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總理朝政。但是，很快這種體製就令朱元璋感到不自在，有大權旁落的感覺。此公是有名的雄猜之主，有做大事的才略和膽魄，但也難免心地狹隘，猜忌心重。出身遊民的他，早歲顛沛流離，生活中充斥著白眼和歧視，不得不時刻處於防範他人傷害的警惕之中，生怕一不留神就會被同伴和對手算計了去。在打天下的時候，這些隱藏在深處的陰暗心理還能克製，盡量表現出大度、善於用人的一麵。然而，做了皇帝以後，身在深宮裏的他，越來越對大臣們放心不下，生怕人家在背後搗鬼，瞞著他做一些對他不利的事情。他覺得這個製度將他與國家日常事務分開了，真正操控一切的是宰相，而不是他本人。加上擔任宰相和其他高官的大多是他昔日的夥伴，幫他打天下、立下汗馬功勞的功臣，他的猜忌心就更重了。他未嚐不知道這些人對他的忠心，隻是他更了解他們的本事。當天下初定之後，對功臣本事的擔心越來越重，生怕他們在天下太平之後，將這些本事用在他的身上。事實上，除了自己的親骨肉以外，朱元璋什麼人都信不過。
徐達是朱元璋的“布衣之交”，又是朱的親家，為人忠厚老實，對朱元璋一向忠心耿耿，雖然能征善戰，功勳卓著，但從來不居功，不攬權。在戰爭歲月，深得朱元璋的信任，朱對徐達的評價是，“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可是，朱元璋當了皇帝以後，卻對這個老實人也不信任，一次，要將自己當初做吳王時的舊宅賜給徐達，試探徐的反應，徐達堅決地拒絕了。但是，朱還不死心，一次借故和徐來到他的故居，將徐達灌醉，然後令人抬到正室的床上。徐達醒了以後，發現自己原來在朱元璋的舊居正房裏，嚇得連忙爬起來，跑到朱元璋腳下跪倒，連呼死罪。顯然，朱元璋對徐達的表現還算滿意，於是龍心大悅。（《明史》卷125《徐達傳》）
於是，一場陰謀開始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拿獨任丞相的胡惟庸開刀，說他謀反，一口氣株連了三萬餘人，封了侯的功臣被殺了二十幾個。原來功勞最大的李善長、宋濂等都被牽連進去（李被誅，宋賴皇後太子救援，總算保住了性命，遭到貶斥）。從某種意義上說，功臣問題和宰相體製是連在一塊的，胡案也可以說是朱元璋為了廢相而尋出來的。胡惟庸一倒，朱元璋迫不及待地將宰相製度廢掉，提升六部的規格，同時將原來負責軍事的大督都府一分為五，六部、五府均直接隸屬皇帝。從這種深思熟慮的安排看，應該是早有準備。朱元璋隻等著拿胡惟庸的人頭做引子，啟動這個過於重大的製度變革，結果是在三萬人頭落地的聲響中，一個延續1500年的製度就這樣被革掉了。胡案之後，朱元璋又接連興三個大獄，幾乎將跟他打天下的功臣悉數殺掉。沒有被殺的，實際上也在這接二連三的大動蕩中憂懼而亡。朱元璋連半個舊臣宿將也沒給他的繼承者留下，原以為是幫子孫的忙，替繼承他的皇太孫去掉隱患，結果卻是使他的繼承者建文帝身邊連一個有經驗的大臣也沒有。在削藩過程中舉措失當，麵對朱棣的反叛，喪失了抵抗能力，這也是朱元璋所始料未及的。
在廢相15年後，朱元璋怕他的子孫再次恢複舊製，特意將不立宰相作為朱家的家法，定為永製，不許更改。自以為是的他至死也不知道，他的這個改革，給他的子孫和他創立的王朝，帶來了無窮無盡的麻煩。
1．作為皇帝秘書班子的內閣的由來和演變
（1）從四輔官到殿閣學士。
廢相之後，朱元璋實現了大權全攬，用今天的話來比方，就是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但是這樣一來，原來由宰相分擔的政府日常事務，就悉數壓在了他自己肩上。加上此老猜忌心重，事無巨細均要過問，臣子早就在接連的大獄中給嚇破了膽，自然什麼事情都推到他那裏去，請他定奪。每天要處理幾百件事，弄得他廢寢忘食，還忙不過來，很快，他就覺得受不了了。當然，剛愎自用的他，決不可能也決不樂意恢複舊製。他還是堅持親自處理政務，隻是要找幾個幫忙的。在廢相的當年，他找來了幾個在他看來比較老成的儒者，任命他們為四輔官，春夏秋冬各一，每官有數人。按季節值班，幫助皇帝處理公務。四輔官實際上是內閣的先聲。
不過，幾個老儒雖然夠老實，但辦事能力和經驗卻一點也沒有。沒辦法，朱元璋隻好撤掉四輔官，另尋出路。洪武十四年，也就是廢相的第二年，他下令讓翰林院的詞臣先幫他擋擋駕，奏章上來，先讓他們看一道，認為合適才聞奏。接著，他設置了殿閣學士一職，從翰林院裏挑選一些文辭優美的翰林，擔任殿閣學士，幫他審閱奏章，操持筆墨，做名副其實的秘書。所謂的殿閣學士，意思就是能進皇宮裏的殿閣的學士。到了這個階段，內閣已經有一點眉目了，隻是這些學士還沒有辦公地點，隻是跟著皇帝轉。
（2）殿閣學士有了辦公處。
在朱棣奪取政權以後，皇帝對於秘書班子的要求趨於年輕化。他從翰林院挑選了一些年輕幹練的一般翰林，作為他的秘書。定都北京之後，在新建皇宮的東閣開辟了一個辦公處，讓這些秘書在裏麵辦公。這些秘書被明成祖朱棣依為心腹，朝夕相處，甚至皇帝上了床，想起什麼來，還要招他們來，在臥榻上嘁嘁喳喳。這些人不僅幫助皇帝處理公務，操持筆墨，而且在軍國大事上提供谘詢，地位已與朱元璋時代不能相比。這些人後來陸續被提升為翰林院侍讀、侍講、學士和殿閣大學士，備受信任。他們不僅為皇帝出謀劃策，而且還擔負教育太子的職責，實際上成為最核心的智囊團。到此，內閣的雛形已經具備了。隻是，秘書班子還沒有屬員和印信。這些皇帝的秘書，雖然身在中樞，參與機要，但仍然是翰林院的官員，官階不過五品，比起六部長官還差得遠。
（3）內閣製度的最後形成。
朱棣的兒子仁宗朱高熾，是長在深宮裏的皇帝。由於他一向不為父親所喜，因而地位幾乎不保，幸虧他有個好兒子，格外聰明討朱棣的喜歡，加上作為他師傅的內閣成員拚死相爭，他才能最終登上帝位。他一上台，馬上提升他師傅們的官階，讓他們掛上了六部堂官（負責人）的頭銜，並加太子少傅和少保銜，領雙份薪餉。這樣，內閣成員的地位一下子躍上了官僚機構的頂端，地位遠在各部尚書之上，突破了原來位卑權重的秘書模式，向重臣方向演進了。後來，內閣成員也不再限於從翰林中選拔，凡六部尚書和侍郎中有被皇帝看上的，就可以入閣。
更重要的是，內閣正式獲得了“票擬權”。所謂的票擬，又叫條旨，就是內閣成員先將需要處理的公文奏章審閱一遍，然後代皇帝草擬好處理意見，即代皇帝擬好批答諭旨，然後貼在奏章上送交皇帝最後拍板。皇帝如果同意，再用朱筆謄改一遍，作為正式諭旨下發，如果不同意，則交內閣再議。至於那些儀式性的製、誥等類的皇帝詔書，更是出自內閣的手筆了。其實，在朱棣時代，皇帝批答奏章也經常參考“秘書”的意見，複雜的詔令，讓“秘書”先打個草稿的事情也是有的，隻是當時朱棣經常喜歡操筆塗鴉，也沒有票擬這個說法，所以，人們一般認為票擬權是在永樂以後才有的。票擬權的出現，使得內閣實際上掌握了朝政的處理大權。由於皇帝對奏折的批示意見是內閣起草的，六部開始向內閣請示工作，以便預先留有餘地，免得奏折被駁回。宣宗即位，內閣的名稱，也逐漸開始見於官方文獻。到了明英宗時，人們開始將內閣類比中書省，英宗甚至稱閣老為輔相。到了嘉靖年間，內閣開始出現首輔和次輔的排次，更加接近於原來有宰相時的左右丞相，入閣的人，外間統稱閣老，以示尊崇。
（4）明代內閣的特點。
明代的內閣，從本質上來說，實際上是朱元璋以後的皇帝對宰相體製的部分恢複，或者說一種替代補償機製。因為讓皇帝親自處理繁雜的日常政務，對皇帝來說，實在是一項過於辛苦的差事。有從政經驗的雖然辛苦，也許還能對付，輪到那些生長在深宮裏的皇帝的時候，往往不堪其苦，不僅身體受不了，對精神和心理都是一種折磨。況且，作為世襲製的帝王，能力參差不齊，碰上能力差的，可能連應付都應付不下來，祖製又不能違反。或者後來的皇帝內心裏也不想違反，所以隻能在原來的秘書班子上打主意，不斷地增加他們的地位，添加其權力，讓他們幫自己幹活，部分地做事實上的行政首腦。
但是，終明之世，內閣從製度意義上講，仍然不是宰相。它在編製上一直是臨時的，成員嚴格上講也都有自己的本職，人閣隻是一種兼差。而且，六部作為執行機關，在體製上並不隸屬內閣，內閣領導它們，事實上沒有法理上的依據，所以內閣和六部經常會出現摩擦。這個製度跟宰相體製最關鍵的區別是，天下的奏章不是先通過他們，而是由通政司首先送達皇帝那裏，再由皇帝批交他們處理，處理完之後，再返回皇帝定奪，用朱筆按閣臣擬的意見批下去。這裏，伺候皇帝筆墨的司禮監的太監（宦官），在皇帝比較懶惰的時候，往往會做些文章。所以，內閣的作用往往受皇帝個人性格與氣質的影響，取決於皇帝對司禮監太監的依賴程度，更取決於皇帝對內閣成員個人的信任程度。當皇帝比較開明，或者說比較懦弱，同時對閣臣又比較信任，對司禮監尚能控製的時候，對公務處理往往大撒手，所有奏章到他這裏隻是過過手，例行公事，既沒有多少“留中不發”的事情，也不會對票擬有更多的挑剔。在這種情況下閣臣就有點像宰相了，權勢幾乎跟宰相沒有什麼區別。比如像幾朝元老的“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世宗時的嚴嵩，神宗前期的張居正等都可以說是沒有宰相之稱的宰相，擁有類似宰相的權勢，可以部分地按自己的意誌行事。但是，反過來，如果上述條件不具備，那麼內閣的日子就不那麼好過，上麵要受皇帝的氣，或者將重要的奏章留中不發，或者對票擬百般挑剔；中間要受司禮監的氣，怕他們在皇帝麵前說壞話。司禮監在實際掌握了批朱權之後，事實上變成了“立皇帝”（皇帝身邊站著的皇帝），一舉一動舉足輕重，內閣往往得看他們的臉色行事；下麵還要受六部等執行機關的氣，隻要內閣所受的“恩寵”稍衰，權力頗大的六部就有可能乘機刁難，不聽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