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中，那些陰謀家、野心家們得出的一條重要“革命”經驗是：一個人如因建國後17年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資產階級路線錯誤”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這個人因有“曆史問題”而被定為“特務”、“叛徒”，那將被徹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這正是江青一夥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殺、迫害老幹部，實現篡黨奪權陰謀的一大伎倆。在康生、江青人的授意下，從1966年9月起，各地成立了一些“揪叛徒”組織，利用這些組織去查找一些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舊報紙，從其中找“叛徒”；他們還批準這些組織以“中央特許”和“中央專案組”的名義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審訊和查閱機密檔案；或把曆史上早有正確結論的事件重提出來，把水攪渾；或無中生有，隨意栽贓，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劉少奇、薄一波、安子文、陶鑄、劉瀾濤等一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是被他們用這種卑劣手段打成“叛徒”、“特務”的。
在這場“揪叛徒”的狂潮中，周恩來也沒能幸免，江青把“叛徒”的套索甩向了周恩來。
1967年夏，天津南開大學的紅衛兵組織在查閱1932年的上海舊報紙時，發現一則《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啟事》原文稱：“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展紅軍牽製現政府者，無異消殺中國抗日之力量，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國民族於萬劫不回之境地，有違本人從事革命之初衷”，“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際指導之中國共產黨。”《啟事》的落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當造反派頭子知道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後，於5月12日將這一啟事的抄件送與江青。本來，這是30多年前由國民黨反動派和黨的叛徒顧順章合謀偽造誣蔑我黨和周恩來的事件，在黨的曆史上早已作了澄清。1943年在延安整風會上和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都作過彙報。但是，江青卻如獲至寶，認為這是打倒周恩來的絕好“材料”。在與“中央文革”一夥密謀一番後，江青采取突然襲擊手段，於5月17日給林彪、周恩來、康生三人寫了一封信。信中陰險地說：“他們查到一個###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麵談。”同時，隨信附上紅衛兵交來的“材料”。
江青此舉，實際上是逼周恩來作出交代的通牒，是從背後刺向周恩來的一把暗劍。這些，從康生的一些舉動中也可等到印證。當時作為中央特科負責人之一的康生，對國民黨偽造這個啟事的前前後後是一清二楚的。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在兩個提到所謂“伍豪脫黨啟事”的材料上寫過：“這完全是造謠誣蔑……實際上，當時周恩來同誌早已到蘇區去了，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事”，“當時在上海的同誌都知道這件事”。然而，此時此刻，當江青欲以這一事件置周恩來於死地時，康生卻裝聾作啞，一聲不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