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了一個拿槍杆子的，還有一群耍筆杆子的，中國的政治舞台上，依然烏雲重重。
林彪集團的覆亡，使中國的權力核心一下子出現了好多空白。林彪、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都分別從黨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空軍司令、海軍司令等這些權力顯赫的位置上永遠地消失了。那群耍筆杆子的-江青一夥早已在一旁虎視眈眈。一旦權力落人他們手中，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將更加難以設想。
然而，林彪集團畢竟是“文化大革命”極左政治孕育出來的曆史“怪胎”。它的覆亡，客觀上為周恩來扶正中華民族這條曆史巨輪的航向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曆史契機。
恰恰在這時，毛澤東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權交給了周恩來。
周恩來利用這一條件，在致力於糾正和清除各個領域“左”的錯誤和流毒的同時，首要的一條就是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大批黨、政、軍老幹部。這一“解放”的實質就是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集團所篡奪的黨和國家一大部分權力收回到黨內正義力量手中，而不致使落入江青集團之手。
1971年10月上旬，周恩來提議撤銷原為林彪集團所操縱的“軍委辦事組”，設立“軍委辦公會議”，由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毛澤東同意了周恩來的建議。
10月4日，毛澤東在同軍委辦公會議成員談話時說：“凡討論重大問題，要請總理參加。”關鍵時刻，毛澤東表示了對周恩來充分的信任。
接下來，一個更為關鍵性人物的身影日夜徘徊在周恩來腦海之中。這就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作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派”被“打倒”，而後又被林彪的“一號命令”趕出中南海到江西新建拖拉機廠進行“勞動監護”的鄧小平。
然而，鄧小平不同於一般“靠邊站”的老幹部。“揪出了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直被當作“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加以宣傳。要“解放”鄧小平，客觀上就意味著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在當時是毛澤東所不可能允許的。
因此，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中確實是一個敏感又敏感的問題。必須尋找恰當的時機，“水到渠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