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布托自然又是被逮捕的重點對象，1981年5月，她再次入獄，和母親被分別關在了蘇庫爾監獄和卡拉奇中心監獄。
4個月後，母親積勞成疾，當局無奈之下隻好釋放了她。母親的獲釋又讓貝·布托稍感寬慰，同時也增加了她重見天日的信心。12月，貝·布托被當局從蘇庫爾監獄轉移到她的家鄉拉卡納，開始了軟禁生活。一年之後，她的軟禁地又換到了克利夫頓70號。在此期間，母親獲得了當局的批準出國治病。
雖然被軟禁，但貝·布托始終沒有遠離政治，她被推選為人民黨代理主席，利用一切可利用機會進行政治活動。1983年，貝·布托的耳病急速惡化，被派來為貝·布托治病的醫生向政府建議立即送她出國接受顯微手術。
在經過多次申訴之後，當局終於在11月批準了她出國治療的申請。1984年1月，貝·布托到達日內瓦，結束了幾年來地獄般的生活，又回到了自由的懷抱。在這裏她見到了母親和弟妹們，並完成了顯微手術。
即便是遠在他國，貝·布托也沒有忘記自己的政治使命，她在身體好轉之後便開始搜集整理關於推翻軍法管製的資料，並密切關注巴基斯坦內部的一舉一動。
一些居心不良的人同樣也在關注著貝·布托和她的家人。1985年7月，貝·布托在法國跟母親努斯特拉、妹妹薩納姆及小弟弟沙阿團聚時，一個中午，27歲沙阿突然身亡，結論是服毒自殺。
沙阿的性格跟姐姐、父親一樣，是一個充滿活力的青年和富有創造力的政治家，貝·布托最喜歡這個弟弟了。擁有這樣個性的人絕對不會自殺，貝·布托第一個懷疑對象就是哈克政府，但卻沒有證據。
貝·布托想把弟弟的屍骨帶回巴基斯坦的老家埋葬，跟父親葬在一起，但母親堅決反對，因為這個時候回國就等於自尋死路。但貝·布托現在一點恐懼都沒有，她的心裏除了悲痛就是仇恨。1985年8月21日，貝·布托帶著弟弟沙阿的靈柩回到了巴基斯坦老家拉卡納。
處理好沙阿的事情，貝·布托又離開了巴基斯坦，直到次年4月才正式以結束國外治療的名義回到巴基斯坦。當貝·布托回國的當日，國內立即沸騰起來，前往機場接機的人就多達百萬。原本開車走15分鍾就能到的路，那天走了10個小時。貝·布托在回國之前做好了充足的心理準備，她認為一旦走下飛機就可能麵臨危險，可萬萬沒想到，她看到的卻是數以萬計的歡迎隊伍。
貝·布托回國的這一天仿佛是巴基斯坦的節日一般，到處飛揚著彩色氣球，地上鋪滿了玫瑰花瓣，人民黨的黑、綠、紅三色黨旗迎風招展。人們將一切象征祝福和美麗的東西都給了貝·布托，希望她能帶領人們找到幸福脫離苦海。在一聲高過一聲的“萬歲”中，貝·布托所乘坐的汽車緩慢前行，那些渴望她帶領革命的口號響成一片。貝·布托信心倍增，她突然感覺到自己所有的犧牲都是值得的。
類似當天接機的場麵在巴基斯坦各個城市反複上演著，貝·布托所到之處都能看到聲勢浩大的支持隊伍。在這般如火的熱情裏，貝·布托帶領著人民黨開始了巡回演講，在20多個城市間穿梭。
貝·布托在全國燃起了反齊亞·哈克的熊熊烈火，人民黨士氣如虹。1987年年初，備受壓力的齊亞·哈克宣布1990年舉行全國大選，貝·布托也在候選人之列。這一年對於貝·布托來說是甜蜜的一年，她收獲的不僅是事業上難能可貴的機會，還收獲了生活中最為重要的愛情。
當年貝·布托把所有心思都用在了父親的事業之上，動蕩的生活讓她無暇顧及自己的終身大事。母親曾三番兩次提醒她該成婚了，但都被她拒絕了，當時她正在為營救父親四處奔波。父親死後，貝·布托更無心婚姻，她能想到的全部生活就是政治。就這樣，婚姻一天天推遲，愛情也越走越遠。
作為母親，努斯特拉卻不想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女兒孤獨終老。於是，她同貝·布托的姑母商量一番後給貝·布托介紹了個男朋友，名叫阿西夫，是人民民族黨副主席哈金·阿裏·紮爾達裏的兒子，也是個不錯的政治青年。更重要的是，紮爾達裏跟阿裏·布托是要好的朋友，兩家對彼此都知根知底。
1987年12月18日，貝·布托與阿西夫舉行了十分簡單的婚禮。貝·布托不再是孤軍奮戰了，她的身邊多了一個可以依靠的堅實臂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