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們比任何人對個人迷信的體會更深切，受害也最深。”赫魯曉夫抱怨道。
“要批判，但不能全盤否定，尤其不允許以反個人迷信為由影射攻擊其他兄弟黨。”鄧小平直言道。
這時，赫魯曉夫突然冒出一句：“高崗是我們的朋友，你們清除了高崗，就是對我們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們的朋友。”
“這可是你說的話啊。你這個講法要記錄在案的。”鄧小平的語調既高又非常嚴厲。
赫魯曉夫就是這樣，說話常常是信口開河，不計後果。隨後他又輕率說道：“你們不是喜歡莫洛托夫嗎？你們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給你們。但高崗是我們的朋友。”
“荒唐！簡直是無稽之談。”鄧小平覺得又好氣又好笑。他已經不屑與赫魯曉夫多談下去，說“高崗是我們黨內事情，莫洛托夫是你們黨的事情，你在這個場合把這些拿出來幹什麼？”
在場的蘇共中央主席團的成員們都知道赫魯曉夫又失控了，擔心由於他的言行會給會談帶來極大的被動，紛紛打起圓場，互相敬酒，借此阻止赫魯曉夫說話。赫魯曉夫也順水推舟，借著碰杯，轉移了話題。
中蘇兩黨的會談是從９月１７日開始。
蘇方以蘇斯洛夫為首，成員有科茲洛夫、安德羅波夫、波斯別洛夫。
中方以鄧小平為首，成員有彭真、陸定一、康生。
會談是圍繞著中共中央的答複書展開的。
１９６０年６月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蘇共中央散發了一個通知書，專門針對中國ｇｏｎｇｃｈａｎｄａｎｇ的觀點進行批判，再次挑起了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論戰。
同年８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派代表團參加中蘇兩黨的會談。同時確定在會談之前對蘇共中央的通知書作全麵的、係統的批駁，發出我們的答複書。
鄧小平參與主持了答複書的起草、討論、修改等工作。
９月１０日，鄧小平、彭真約見蘇聯駐中國大使契爾沃年科，將中共中央的答複書交給他。
中共中央的答複書共１２部分，其中著重講了五個問題：第一，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我黨突然襲擊，組織圍攻；第二，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之後，把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撕毀中蘇兩國政府簽訂的援助中國建設的所有協議，撤回派到中國的所有專家；第三，赫魯曉夫在中印邊境衝突中偏袒印度，指責中國，把中蘇分歧公開化；第四，赫魯曉夫吹捧艾森豪威爾，美化美帝國主義；第五，赫魯曉夫公然對西德總理阿登納宣傳所謂“黃禍”，並要阿登納幫助他對付中國。
在答複書中，我方對國際形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係列重大原則問題，包括蘇共通知書裏所談到的七個問題，進行係統地闡述，同時聯係蘇共的錯誤觀點，全麵地、係統地對蘇共歪曲我們的觀點、對我們進行無理的攻擊，逐一加以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