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禪讓在曆史上不算新聞，但一個朝代被連續禪讓兩次，這就是重大新聞了，因為這事在中國沒出現過第二例，一定程度上符合“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的新聞價值觀，因此，東晉是奇特的。
奇特的不僅是二次禪讓問題，還有皇權問題。
誰都知道，皇帝是至高無上的，腳踩著地，頭頂著天，沒人能比皇帝高。但東晉不是這樣的，東晉的皇帝都沒權，權力都集中在朝廷宰輔或地方軍閥手裏，皇帝講過什麼話，那些手握重權的地方將領高興聽就聽，不高興聽就把文件甩老遠，更別談什麼學習貫徹皇帝的重要講話精神了。
在東晉存在的一百零四年裏，司馬家前後十一個皇帝，沒有一個皇帝具有說一不二的權威。皇帝想改革想反腐想集中力量辦大事，不行，得問問那些宰輔軍閥們答應不答應、高興不高興，他們若是不高興不答應，皇帝隻能歇菜，啥事也辦不成。
東晉是皇權嚴重衰落的社會，世家門閥力量控製著朝政，赫赫有名的王、謝、庾、桓四大家族即是這樣的樣板。一切不是皇帝說了算，而是四大家族說了算。東晉開國皇帝司馬睿在舉行登基大典時，竟不敢一個人坐到龍椅上，而是在萬人矚目之下跑到人群中拉住宰相王導的手，請他和自己一起坐上龍椅！
那是龍椅，不是龍舟，能兩個人一塊坐嗎？
皇帝對宰相竟敬畏到如此地步，可見當時流傳的“王與馬，共天下”的民諺是多麼真實，可見門閥勢力是多麼強大！
到桓玄的老爸桓溫控製朝政時就更霸道了，皇帝看著不順眼他就給廢了，重立個新的，換個皇帝比換件襯衫還簡單。
雖然幾乎是任何一個朝代都有外戚或權臣當道，致使皇權旁落的現象出現，但總是有個過程的，至少在朝代建立初期，帝王的權力含金量很高，皇帝一言九鼎，說啥是啥。可東晉從建國到滅亡，一個世紀的漫長時間裏竟無一個皇帝能做國家的主，所有皇帝均無一例外地受人操控，這就像劉裕以一敵千一樣，同樣是個很難見到的奇跡。
好不容易等四大家族中最後一個主政人物謝安死後，司馬家族才由會稽王司馬道子掌控了朝政。不過，也僅僅隻是掌控了屬於朝廷直接管轄的位於都城建康附近的一小塊地方而已。東晉雖是一個國家，但當時的局麵其實是一盤散沙，全國各地呈軍閥割據狀態，那些軍閥大佬隻是名義上聽從朝廷而已。在劉裕即將崛起的那會兒，這個江南小國四分五裂，都城建康以南由桓玄控製，西邊被司馬尚之擁有，京口重鎮則被北府軍首領劉牢之牢牢握在手中。屬於朝廷控製的隻有太湖和錢塘江流域這麼巴掌大的一塊地方，堂堂東晉帝國真正的政令暢通之地實際上還比不上今天的一個行政省大。
所以，禪讓在曆史上不算新聞，但一個朝代被連續禪讓兩次，這就是重大新聞了，因為這事在中國沒出現過第二例，一定程度上符合“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的新聞價值觀，因此，東晉是奇特的。
奇特的不僅是二次禪讓問題，還有皇權問題。
誰都知道，皇帝是至高無上的，腳踩著地，頭頂著天，沒人能比皇帝高。但東晉不是這樣的，東晉的皇帝都沒權，權力都集中在朝廷宰輔或地方軍閥手裏，皇帝講過什麼話，那些手握重權的地方將領高興聽就聽，不高興聽就把文件甩老遠，更別談什麼學習貫徹皇帝的重要講話精神了。
在東晉存在的一百零四年裏，司馬家前後十一個皇帝，沒有一個皇帝具有說一不二的權威。皇帝想改革想反腐想集中力量辦大事，不行，得問問那些宰輔軍閥們答應不答應、高興不高興，他們若是不高興不答應，皇帝隻能歇菜，啥事也辦不成。
東晉是皇權嚴重衰落的社會，世家門閥力量控製著朝政，赫赫有名的王、謝、庾、桓四大家族即是這樣的樣板。一切不是皇帝說了算，而是四大家族說了算。東晉開國皇帝司馬睿在舉行登基大典時，竟不敢一個人坐到龍椅上，而是在萬人矚目之下跑到人群中拉住宰相王導的手，請他和自己一起坐上龍椅！
那是龍椅，不是龍舟，能兩個人一塊坐嗎？
皇帝對宰相竟敬畏到如此地步，可見當時流傳的“王與馬，共天下”的民諺是多麼真實，可見門閥勢力是多麼強大！
到桓玄的老爸桓溫控製朝政時就更霸道了，皇帝看著不順眼他就給廢了，重立個新的，換個皇帝比換件襯衫還簡單。
雖然幾乎是任何一個朝代都有外戚或權臣當道，致使皇權旁落的現象出現，但總是有個過程的，至少在朝代建立初期，帝王的權力含金量很高，皇帝一言九鼎，說啥是啥。可東晉從建國到滅亡，一個世紀的漫長時間裏竟無一個皇帝能做國家的主，所有皇帝均無一例外地受人操控，這就像劉裕以一敵千一樣，同樣是個很難見到的奇跡。
好不容易等四大家族中最後一個主政人物謝安死後，司馬家族才由會稽王司馬道子掌控了朝政。不過，也僅僅隻是掌控了屬於朝廷直接管轄的位於都城建康附近的一小塊地方而已。東晉雖是一個國家，但當時的局麵其實是一盤散沙，全國各地呈軍閥割據狀態，那些軍閥大佬隻是名義上聽從朝廷而已。在劉裕即將崛起的那會兒，這個江南小國四分五裂，都城建康以南由桓玄控製，西邊被司馬尚之擁有，京口重鎮則被北府軍首領劉牢之牢牢握在手中。屬於朝廷控製的隻有太湖和錢塘江流域這麼巴掌大的一塊地方，堂堂東晉帝國真正的政令暢通之地實際上還比不上今天的一個行政省大。
在這麼小的地盤上，等了好久才終於掌權的司馬道子和他的兒子司馬元顯一起，用胡作非為、為所欲為的“二為”方針，把本來就已風雨飄搖的東晉帝國徹底送上了傾覆之路。